絕大多數病患（尤其是在西方國家）都會很快痊癒。這畢竟只是流感而已。
但有些時候，病毒還會導致一種最終併發症，也是一種最終後遺症。流感病毒會影響大腦及神經系統。所有高燒都會導致譫妄 ，但這回卻又有所不同。沃爾特里德醫院的一名軍醫研究了那些似乎伴隨流感產生的嚴重譫妄症（甚至是精神病），他特別指出：「在這份報告中，疾病高峰期或高燒明顯已退時發生的精神錯亂癥狀均未被考慮在內。」
流感與各類情緒不穩定性之間的聯繫看似明朗，然而證據卻又幾乎全是模稜兩可的，是最糟糕、最經不起推敲的，但它的確說服了當時的絕大多數研究者，使他們確信流感能夠改變心理過程。令他們信服的是這樣一些觀察記錄：
來自英國：「……極度虛弱的身體加上頑固的思維慣性。譫妄已是稀鬆平常……它的變化包括從輕微到各種程度的思維混亂，乃至躁狂興奮。」
來自義大利：「……急性期的流感性精神病……通常會在兩三周內逐漸消退。然而，精神病會轉變成一種精神崩潰的狀態，這種伴有精神恍惚的狀態會持續下去並演變成真正的痴呆。在另一些病例中……抑鬱和煩躁不安……是流感大流行時期絕大多數的自殺事件的罪魁禍首。」
來自法國：「……精神錯亂在流感康復期間頻發，甚至最後成為流感惡果……精神錯亂有時表現為急性譫妄症形式，伴有焦躁、暴力、恐懼和性慾亢進，而另一些情形則表現出抑鬱症的特徵……被害妄想。」
來自美國不同軍營的記錄如下：
「……精神狀況要麼是表情冷漠，要麼是強烈的譫妄。思維能力遲緩……患者的陳述和保證是不可靠的，垂死的人還會說他感覺非常好……在另一些病例中，理解能力的變化則最為顯著。」
「……患者的精神抑鬱較其他癥狀總是更加嚴重。」
「……神經系統失調的癥狀早期就會出現，以煩躁和譫妄尤為突出。」
「……憂鬱症、癔症和具有自殺傾向的精神錯亂。」
「……在所有較為嚴重的病例中，神經系統明顯受到了危害。」
「……許多患者陷入了喃喃自語的精神錯亂中，體溫正常後還無法恢複。」
「……有時可以看到一些可歸於中樞神經系統問題的癥狀，例如手指、前臂和臉部肌肉的抽搐……劇烈、甚而狂暴的偶發性譫妄，或者是更為常見的低聲自語。」
「……已觀察到18例感染性精神病，癥狀從單純的短暫性幻覺到狂躁性癲狂不等，後者甚至需要使用器械來限制其活動。」
同時代的研究者也將流感同10年後帕金森氏病的增加聯繫起來。 ［有一些理論認為，薩克斯（Oliver Sacks）的《蘇醒》（） 一書中描述的患者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受害者。］許多人相信，這種病毒能導致精神分裂。1926年，門寧格（Karl Menninger）研究了流感和精神分裂之間的關係。人們認為他的研究文章極其重要，以至於《美國精神病學雜誌》（）不僅將其譽為「經典」文章，還於1994年重印了此文。門寧格提及了「流感無可匹敵的神經毒性」，並說那些患流感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的人中，5年後已經有2/3的人完全康復了。精神分裂症的康復是極其少見的，這表明是一些可修復的病理過程導致了最初的癥狀。
1927年，美國醫學會對來自全世界的成百上千份醫學文獻進行了審閱，總結說：「人們似乎達成了共識，認為流感可能對腦部有所影響……從因急性發作而產生的譫妄癥狀，到演變成『後流感』癥狀的精神病，流感的神經精神性影響毫無疑問是深遠而又多樣的……流感病毒對神經系統的影響不亞於其對呼吸道的影響。」
1934年，由英國科學家進行的一項類似的文獻全面審閱工作也與該觀點相一致：「流感毋庸置疑對神經系統具有重要影響。」
1992年，一位研究戰爭與自殺之間聯繫的研究人員總結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影響自殺率，使自殺者增加的是流感的大流行。」
1996年版的病毒學教科書則寫道：「在A型流感病毒感染人類期間可以觀察到，中樞神經系統受影響的程度不一而足，從易怒、嗜睡、狂躁到精神紊亂，甚至到更為嚴重的精神病表現——譫妄和昏厥。」
致使18名患者中6人死亡的1997年香港流感提供了一些具體的證據。對兩名罹難者的屍體解剖發現有「腦部水腫」。「水腫」就是「腫脹」的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名患者的骨髓、淋巴組織、肝臟和脾臟都被［巨噬細胞］嚴重浸潤……這類細胞甚至還出現在其中一名患者的腦脊膜——包裹腦部及脊髓的膜——大腦白質上。」 巨噬細胞之所以浸潤腦部的最可能的解釋是：它們是尾隨病毒而去並將之殺滅的。而1997年的那份病理學報告或多或少呼應著1918年的報告：「伴發譫妄的病例中，腦膜 完全被淋巴液浸潤，連毛細血管中也有……死亡病例的屍檢顯示有淤血性損傷，伴有少量腦膜出血，尤其是在周圍小血管被極度擴張從而導致皮質物質水腫的腦島中……大量出血湧入脊髓灰質 ……在這些……水腫……部分的［腦］組織細胞已經發生病變。」
孟菲斯聖吉德兒童醫院的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是病毒學翹楚之一，他在2002年觀察到，「這些病毒確實會不時穿入中樞神經系統並對其產生損害」 。他回想起孟菲斯的一個孩子，曾是一名優秀的學生，患上流感之後卻變成了「一個植物人。我這一生所見過的病例足以令我相信……流感能夠進入腦部。這似乎不足為信卻千真萬確。將該病毒注入雞的體內，它感染到嗅覺神經，雞也會死掉」。
1918年的病毒似乎到達了腦部。在這個戰場上開戰會破壞腦細胞，使人無法集中思想，或改變行為，或干擾判斷，甚至會導致暫時性精神病。即使這僅是少數情況，這種病毒對心智的影響也是不容置疑的。
非常不巧的是，這個影響貽害無窮。
1919年1月，堪薩斯州國會議員勃蘭（William Borland）客死法國，他是第三個死於這種病毒的議員。也是在巴黎，就在同一個月，勃蘭最親近的密友，「上校」豪斯，也再次因流感而病倒了——而且是又一次。
豪斯頭一次染上流感是在1918年3月的首場流感侵襲期間，他被迫在家休息了兩周，到了華盛頓後又舊病複發，在白宮躺了三周。儘管一般來說春季患過流感的人會對這種病毒產生免疫力，但停戰後，他再次遭到病魔的打擊。當時他身在歐洲，11月30日，10天來他第一次下床，與法國總理克列孟梭（Gees Clemenceau）進行了一次15分鐘的會晤，事後他表示：「今天是一周多的時間以來我親自處理公務的第一天。我患流感已有10天了，而且每況愈下……自從這次流行肆虐全球以來，已經有太多人死去。我的許多職員已不在人世了，可憐的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不幸成了其中之一。」
1919年1月，當時他已是第三次患病了。他病得很重，有些報紙甚至報道說他已經病故，豪斯挖苦地稱這些訃告「都太慷慨了」 。但這次打擊確實沉重，在認為已經康復的一個多月後，他在日記中寫道：「1月時我卧病不起，無法考慮手頭的事務，現在我還不確信我究竟有沒有完全恢複。」
而1919年初的巴黎，卻有些重大事務需要關注。
獲勝國、小國以及期望從戰敗國中分裂出來的國家代表匯聚於此，商定和平條款。來自幾十個國家的數千人將作出一個最終判決，而德國人對判決結果將毫無發言權，他們只能言聽計從。這一大群國家就像是一座看不見的巴別塔 ，它們之中的10個最強大的國家將組成委員會來決定議程。即便在這個緊密圈子的內部，也還有一個更為核心的集團，那就是「四巨頭」——美國、法國、英國和義大利。而事實上這四國中重要的僅有三國。確切地說，只是三個人。
法國總理克列孟梭有個出名的綽號叫「老虎」，談判時他肩部還留有一顆子彈，那是2月19日和會期間一次未遂的行刺留下的。英國首相勞萊·喬治（Lloyd Gee）則在本國面臨一堆政治問題，他被形容成「一個在玻璃桌面上旋轉的塗了油的彈珠」 。還有已抵達歐洲的威爾遜，他是全球最知名的政治人物。
周周復月月，會議不斷拖延著，於是成千上萬頁的草案、備忘錄和協議在部長及工作人員間來回傳遞，但威爾遜、克列孟梭和喬治並不太需要這些繁縟的紙頁。他們不單是批閱外國總理和官員們撰寫的決議，也不單是對列陳於前的選項作出抉擇。他們的精力更多地花在了實際談判上，而談判就是討價還價、巧言令色，還有咄咄逼人、固執己見以及斷然拒絕。
包括翻譯在內，一個房間里通常僅有五六個人。即使當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