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恩認為文明社會在流感威脅之下已岌岌可危。事實上，一些疾病確是依賴文明社會而存在。麻疹就是一個例子。由於患過一次麻疹通常就可終身免疫，所以在小鎮中，麻疹病毒由於找不到足夠的易感個體而無法存活。如果沒有新的一批人感染，該病毒就會逐漸消失。流行病學家已經計算出，麻疹病毒至少需要50萬在生活上有相當密切聯繫的非免疫 人口才能繼續存活下去。
流感病毒卻並非如此，它不依賴於文明社會，因為禽類為其提供了天然家園。就其自身生存而言，人類的存在與否無關緊要。
大流感爆發前20年，H·G·韋爾斯（H. G. Wells） 出版了一本關於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小說——《星際戰爭》（） 。火星人駕駛死亡飛船進軍地球，令地球人節節敗退。他們開始以人為食，探至骨髓深處汲取生命力。人類儘管在19世紀成就輝煌、統領世界，此時卻突然變得不堪一擊。沒有一種人類知曉的力量，或者說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個人擁有能阻擋這些入侵者的技術、戰略、力量乃至英雄主義氣概。
韋爾斯寫道：「我隱隱感到有一種意識油然而生，許多天來這種意識一直使我感到很壓抑。這是一種被推翻的感覺，感覺自己不再是主人，而是普通動物中的一員……人的威嚴和特權已不復存在。」 但在人類看似將不可避免地被滅族的當口，自然界插手了。入侵者自己也被侵入了，地球上具有傳染性的病原體殺死了它們。自然作用完成了科學力所不能及的任務。
隨著流感病毒的行進，自然開始發揮作用。
最初，那些作用使病毒變得更為致命。無論病毒第一次從動物宿主轉移到人身上是發生在堪薩斯州或是其他什麼地方，反正在人傳給人的過程中病毒漸漸適應了新宿主，感染能力越來越強。1918年春天的病毒在第一波病潮時引發的癥狀還是溫和的，到秋季第二波襲來時，病毒已搖身變成暴戾的殺戮者。
而這一旦發生，一旦病毒的傳染效率接近頂峰，另外兩種自然作用便會參與進來。
其中一種作用與免疫有關。當流感病毒感染過一批人後，這批人至少會對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被感染者不太會被同種病毒再度感染，除非發生抗原漂變。在1918年的城市或鄉鎮，從第一例患者出現到該地疫情結束，這個周期大致需要6—8周時間。在軍營中，因為人群比較密集，該周期通常為3—4周。
那之後，仍會有個別病例繼續出現，但疾病的爆髮結束了，並且是戛然而止。病例統計圖呈鐘形曲線——峰值過後，曲線像陡峭的崖壁一般驟降，新增病例猛然下降，幾近為零。以費城為例，到10月16日為止的那一周內，4597人命喪流感。疾病使城不為城，街上空無一人，關於黑死病的流言四起。然而，新增病例的數量降得如此之快，僅10天後的10月26日，關閉公共場合的禁令就撤銷了。到11月11日停戰時，流感幾乎從費城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病毒之火燃盡了可用資源，便迅速衰竭了。
第二種作用發生於病毒內部。只有流感病毒有這種情況。從本質上講，流感病毒的確很危險，遠比人們所能想見的疼痛及發燒危險得多，但通常情況下它也不會像1918年時那樣造成那麼多死亡。1918年的大流感是病毒肆虐的巔峰，這在歷史上其他大規模流感爆發中是前所未有的。
但1918年的病毒同所有流感病毒、所有能形成突變株的病毒一樣，突變速度非常快。這裡涉及一個稱為「回歸均值」的數學概念，即一個極端事件後接下來很可能是中庸事件。這並不是一條定律，僅僅表示一種可能性。1918年的病毒正是這樣一個極端事件，任何突變都更可能使病毒的致命性變弱，而非變強。一般情況下，事態都應如此發展。所以，就在病毒幾乎讓文明社會屈服在它腳下之時，就在中世紀那場瘟疫造成的災難即將重演之時，就在整個世界快要被顛覆之時，病毒開始「回歸」突變，向大多數流感病毒所具的行為突變，隨著時間流逝，其致命性慢慢降低。
這一現象在美軍軍營中初露端倪。美軍最大的20個軍營中，最先受到流感侵襲的5個軍營中，約有20%患流感的士兵並發了肺炎，而其中37.3%的人死亡。最慘烈的要數俄亥俄州的謝爾曼軍營，那裡死亡率最高。 作為第一批爆發流感的軍營之一，謝爾曼軍營中35.7%的流感患者感染了肺炎，其中61.3%死亡。謝爾曼軍營的醫生也因此被人指摘，但軍隊調查後發現他們與其他地方醫生的能力不相上下。其他軍營醫生所做的，他們也都做了，只是謝爾曼軍營碰上了一個極為致命的病毒株。
在最後受到攻擊的5個軍營（平均三周後才爆發流感的軍營）中，感染流感的人僅7. 1%患上肺炎。在這些肺炎患者中，死亡率也只佔17.8%。
情況之所以改善的另一種解釋是，軍醫預防和治療肺炎的手段提高了，但科學家和流行病學專家卻難以找到相關的證據。他們一點證據都沒有。軍隊的首席調查官是索珀（Gee Soper），後被韋爾奇選派去監督美國首次癌症綜合研究項目的協調工作。索珀瀏覽了所有的書面報告，並會見了許多衛生官員。他總結道，在任何軍營中，用以對付流感的唯一有效措施是：不僅隔離個別流感患者，而且（如有必要的話）還要將整個部隊隔離。「在那些未認真執行這些措施的地方，預防就沒有起到作用」 ，但在「嚴格執行了的地方……起到了一點作用」。他沒有找到證據證明還有其他有效措施、其他能影響疾病進程的辦法以及其他能改變狀況的事物——除病毒之外。流感爆發得越晚，其毒性就越低。
同一規律在每個軍營中都適用。在一個軍營內，最初10天或兩周內病倒的士兵死亡率比在流感爆發後期或流感結束後病倒的人的死亡率高得多。
與此類似，第一批受到流感病毒攻擊的城市——波士頓、巴爾的摩、匹茲堡、費城、路易斯維爾、紐約、新奧爾良以及一些在同一時期受到攻擊的小城市——都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在同一地方的流感後期病患，其病情程度和死亡率較之最初兩三周的流感患者都要低。
流行病後期受感染城市病人的死亡率也大都較低。在對全州流感情況進行極為縝密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康涅狄格州的研究者是這樣記錄的：「似乎有一種能影響死亡率的因素，那就是同新倫敦疾病原發時間——流感病毒首度傳入康涅狄格州的那一刻——的接近程度……病毒首度傳入該州時，其致命性最強，或者說最易於傳染，之後便日漸式微。」
同樣的模式放之四海而皆準，但它也並非那麼精準，病毒從來不按常理出牌。不過，那些後受侵襲的地方更容易被攻入。聖安東尼奧受感染人數的比例在全國最高，而死亡率卻最低：總人口的53.5%患上流感，全市98%的家庭內至少有一人感染上流感，然而那裡的病毒突變傾向於溫和類型，因為僅有0.8%的流感患者死亡（此死亡率仍為普通流感死亡率的兩倍）。孰死孰生，取決於病毒本身，而非所採取的任何治療手段。
大流感過去10年之後，人們對美國乃至全球的調查和統計數據作了一個謹慎而全面的科學分析，並確認：「在大流感後期，原先典型性流感引發的機能障礙或器官損害已不再多見，倒是繼發性感染造成的損害更為明顯，地域間的差別也突然顯著起來……1919年間，『積水』的肺臟」——這些病患因ARDS而很快死去——「相對少見」。
儘管有悖常理，在當時，初期的病毒更加兇猛而致命，成熟後則變得比較溫和。流感攻擊某地的時間越晚，該地流行病期間人們的患病時間就越遲，而病毒的致命性也越低。不過這種相關性並非絕對。路易斯維爾在春季和秋季就都慘遭猛攻。病毒總是反覆無常，但一個地區爆發流感的時間與其致命性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關聯。即使病毒變得溫和，它仍能致人於死地，而且死亡率很高，這足以讓這個成熟期的病毒堪稱史上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了——如果毒力更高的早期病毒不算。時機的選擇確有關係。
最早爆發流感的東部和南部情況最為慘烈，西海岸相對就沒那麼糟糕了，中部地區的損失則是最輕微的。西雅圖、波特蘭、洛杉磯和聖迭戈的死亡人數不像東部地區的那麼多，而聖路易斯、芝加哥、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死亡人數又不如西部的。但是，即使西部和中部的死亡人數比不上費城和新奧爾良，死者仍然是成堆成堆的。
到11月下旬，除了少數幾個地方外，病毒已經一路掃遍了整個世界。第二波浪潮結束時，全世界都已筋疲力盡。人類就要變成獵手了。
即使喪失了部分毒力，病毒仍未被消滅。在疾病似乎煙消雲散數周后，正當一座又一座城市為逃過一劫而慶幸的時候——甚至有些地方的人還狂妄地認為是他們擊退了病毒，在衛生部和緊急委員會撤銷了關閉劇院、學校和教堂以及戴口罩的命令之後，第三波浪潮席捲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