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城在流感的攻擊下搖搖欲墜，孤立無援。這裡沒有得到國家紅十字會或公共衛生部的任何援助——公共衛生部招募的醫生沒有一位被指派來這裡，紅十字會徵召的護士也沒有一位派往費城。這些機構未給這裡提供任何支援。
每天，人們都會發現一周前——甚至一天前——還好好的朋友或鄰居就死掉了。我該怎麼辦？人們驚恐而絕望。這種狀態還要持續多久？
在流行病剛開始幾天就被逮捕的市長自己也得了病，他對這場疾病壓根兒未採取任何措施。費城的5份日報：《快訊》（）、《費城問詢報》、《每周快報》、《大眾紀事報》和《北美》上從未登載過任何一則該市長關於此次危機的言論。整個市政府什麼都沒做。費城衛生局長克魯森不再對他們心存期冀。必須有人去做點事情了。
劉易斯感受到了壓力，感受到了四周死亡的威脅。「埃克塞特城市」號船員的死亡似乎已過去很久了，但那時他已或多或少感到了一些壓力。9月初，在出現流感癥狀的費城海軍中，5%的人被流感奪去了性命，於是壓力更為緊迫了。從那時起，劉易斯和助手基本上不出實驗室、不回家了。尋找流感桿菌的任務非但沒有結束，反而成了他真正的工作。
劉易斯從未如此強烈地依戀實驗室。他已開始用肺炎球菌做實驗；他也開始探究濾過性病毒引起流感的可能性；他繼續觀察流感桿菌，並與其他人研製出了一種疫苗，還想製造一種免疫血清。這些事都是同時進行的，因為他缺少一樣東西：時間。沒人有足夠的時間。
如果說劉易斯在科學上存在軟肋的話，那就是他太容易接受他所尊敬的人的指引了。有一次他希望得到弗萊克斯納更多的指導，但弗萊克斯納婉拒他說：「我更願意讓你來安排……我沒有針對你的時間作過計畫，更願意將領導權交給你。」 劉易斯尊敬弗萊克斯納，也很敬重菲佛。
劉易斯埋首於大量病例中，尋找菲佛的流感桿菌——用藥簽從病人身上、從解剖的肺中取樣。他並不單單只是在尋找，或出於無奈去尋找，也不總是在尋找。雖然沒有確切的證據，但越來越多的跡象使他相信這種細菌確能致病。迫於時間壓力，他放棄了對濾過性病毒引發流感可能性的研究。
然而，劉易斯熱愛這項工作。儘管他憎惡病毒，但他熱愛自己的工作。他相信自己為此而生。他喜歡在成排的玻璃器皿間工作到深夜，監測上百個燒瓶和培養皿中細菌的生長，用交錯方式進行多個實驗，還喜歡像個交響樂指揮家那樣去協調那些實驗。他甚至還喜歡意想不到的結果，即使那會讓他推翻一切。
劉易斯對工作唯一不滿的是，身為機構領導，為了獲得捐助，他不得不和費城的一些大家族搞好關係，參加他們舉辦的宴會，扮演著他們的科學家寵臣的角色。實驗室才是他永遠的歸屬，現在他每天都窩在那裡。他覺得自己在和費城那些大家族打交道上已浪費了太多光陰。
其實，費城的那些家族理應獲得更多的禮遇。他們將主持大局。
作家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曾經說過，費城處於「比德爾和德雷克斯勒兩個家族的匯合處」。這差不多就是1918年費城的寫照。
在美國的大城市中，費城堪稱是最「美國化」的。與紐約、芝加哥、波士頓、底特律、水牛城等同級別城市相比，這裡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比例最高，移民的比例最低。費城仍由最古老、最富有的家族控制著慈善團體、社會服務機構——包括地方紅十字會在內——以及賓夕法尼亞州國防委員會，這再尋常不過了。但現在，由於市政府形同虛設，這些家族把主持賓州國防委員會視為己任，這就非比尋常了。
戰前，國防委員會曾是威爾遜制訂計畫控制經濟的渠道，用它來整合全國工廠、運輸業、勞動力、自然資源的信息。但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國防委員會，而且通常又受威爾遜的政敵所控。於是，當戰爭一爆發，威爾遜就建立了新的聯邦機構，將委員會打入冷宮，它也就失去了權力。然而，賓州國防委員會雖沒什麼官方權力，對一切事務卻保持了特別的影響力，範圍從鐵路時刻表到該州各大公司的利潤和工資——即便該機構的運作者還是威爾遜的政敵。它能擁有現在的權力，完全要歸功於喬治·沃頓·佩珀（Gee Wharton Pepper）的領導。
沒有人比佩珀具有更顯赫的血統。佩珀的曾曾祖父曾是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州國民軍隊的領袖，妻子是富蘭克林的後代，叔叔威廉的雕像就靜坐在費城市區的自由圖書館正門台階旁。威廉曾與韋爾奇密切合作，對醫學教育進行了改革，並且將弗萊克斯納引進賓夕法尼亞大學。佩珀本身也很有能力。作為全國最大的6家公司的董事會律師，他倒並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但他知道如何將一切掌控於手。幾個月前，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三一學院頒發了三個榮譽學位，其中一個就是頒發給他的，這也表明了他所取得的成就。榮譽學位的另外兩名得主是金融巨頭摩根（J. P. Man）和即將擔任最高法院審判長的塔夫脫。
賓州國防委員會費城辦公室由法官J·威利斯·馬丁（J. Willis Martin）管理。他的妻子伊麗莎白（Elizabeth）組織了全國第一個園藝俱樂部，是綠化改造費城利頓豪斯廣場的主要負責人。她還領導國防委員會的婦女部以及緊急援助中心——這個城市最重要的民間社會機構。
幾乎所有的社會機構都由女性管理。這些女性富有智慧和能力，行事幹練，出身中上流社會，卻被除慈善之外的所有事務拒之門外。市長建立了一個婦女社會委員會以應對突發事件，其中包括佩珀的妻子和約翰·沃納梅克（John Wanamaker）夫人；愛德華·施托特斯伯里（Edward Stotesbury）夫人，其丈夫是費城首屈一指的銀行家、德雷克斯勒商號 的負責人；還有市民俱樂部的部長愛德華·比德爾（Edward Biddle）夫人，她的丈夫是第一美國銀行創立者尼古拉斯·比德爾（Nicholas Biddle）的後裔。對其死對頭安德魯·傑克遜而言，美國銀行代表了這個國家罪惡的金錢勢力。這些女性對瓦雷集團不屑一顧，她們之前進行合作只是為了表現戰時的團結。由於市府官員對流感什麼都不管，她們便辭去了職務，實際上也就是解散了委員會。伊麗莎白在給市長的信中寫道：「您的委員會沒什麼實際目標……因此我不想再同它有什麼瓜葛了。」
現在，佩珀、馬丁家族以及他們的同僚已經接替了費城市政府的部分責任。10月7日，他們將幾十家私營團體的領導召集到位於沃爾納特街1428號的緊急援助中心總部，該總部由婦女們管理，佩珀從旁輔助。為了出售戰爭債券，她們幾乎已經發動了整個城市，深入到每個街區，尋找每個居民區的所有女性，「無論她是何種國籍，都可以是合格的領導者」——如愛爾蘭居住區的愛爾蘭婦女、非洲裔美國人居民區的非洲裔美國婦女，諸如此類。
他們打算通過緊急援助組織 來分配從醫護到食物的一切東西，打算為這場混亂和恐慌注入組織與領導思想。費城的紅十字會與別處不同，它願為這個更大規模的緊急援助組織出一份力。於是，該組織與紅十字會協力呼籲護士們的加入，他們宣傳說：「僅是費城的單日死亡數就比整個駐法美軍的單日死亡人數要多。」
賓州國防委員會已匯總了一份本州醫生的完整名單，包括那些還沒有實際經驗的人。馬丁的特別委員會急切地向名單上的每位醫生求助。委員會有的是錢，並且還能拿到更多的錢來支付醫生的報酬。它在麥橋百貨公司里設立了一排24小時電話 ，電話費則由百貨公司捐助；報紙和布告鼓勵人們撥打24小時熱線「菲爾貝特100」諮詢信息和轉診介紹。它把已關閉的公立學校食堂變成救濟難民的流動廚房，為成千上萬病得不能煮飯的人準備食物。為了節省時間，它將整個城市劃成7個區域，按照地理位置來指派醫生，這意味著這些醫生不能給自己的病人看病了。
與此同時，它也向願來服務的志願者敞開大門。有近500人願意提供私家車作救護車，或給醫生當司機——他們可以拿到比其他車輛優先通行的綠色旗子。此外，自由公債運動的組織者援助了400輛車。數千人向緊急援助總部打電話，表示願意做些需要做的事情。
克魯森沒有參加這些私營團體10月7日的集會，在此之前他的行動總是慢一拍，現在他有所改變了。也許是那些生命的逝去最終令他動容，也許是其他人來主持大局使他按捺不住了。不過，他似乎突然對瓦雷集團、戰爭債券、官僚政治抑或權力之爭都失去了興趣，而只想中止這場疾病。
克魯森將支配所有護士（整個城市約有數百人）的權力讓了出來。 雖然有悖於城市憲章，他還是扣押了100 000美元緊急資金和另外25 000美元戰爭緊急資金，用於支援急救醫院以及僱用醫生，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