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對抗自然之時，社會也開始對抗自然的影響。這超出了任何個體或單個團體的應對能力，所以，要想有機會來緩解流行病的破壞，必須做好組織、協調和實施。這需要有一個領導階層，同時也要求各機構服從領導。
機構是一種群體和個人的奇異混合體。它們是抽象的，其運轉遵照一套規則，而不取決於個人判斷以及人和人交往時產生的情感反應。建立機構的行為使機構失卻人性而機械化，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一種主觀專斷的障礙。
然而機構也一如人類，能反映出其內在的逐漸養成的個性，尤其是領導力。遺憾的是，它們傾向於鏡射人性不怎麼光彩的一些特性——擴張、保護一己之私乃至勃勃野心。機構幾乎從不作出犧牲。由於依規則而生存，機構又缺乏自發性，它們與藝術家和科學家不同，並不是藉助於產生體系和規律的既定視角來規整混亂，而是通過封鎖和隔離不適合自己的東西達到此目的，這使得它們變得非常官僚。
最好的機構會通過兩種途徑來避免官僚化最糟的方面。它們中有些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機構，僅是個體組成的一個鬆散的聯盟，每個個體很大程度上是自由行動的，他們的成就與這個機構無關，但他們可以憑藉聯盟來分享其中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機構僅提供一個行政單位來扶持個人，讓他/她茁壯成長，而合眾之力往往超過個人之力的總和（洛克菲勒研究所正是這樣一個機構）。另一些機構則通過凝練一個明確目標來避開官僚化最為有害的因素。它們的規則同指揮體系這樣的程序性問題無關，而是集中於如何實現某一特定的結果、如何基於經驗提供有效的指導。在這種機構中——無論它有多開明——創造力毫無用武之地，但它們執行和完成日常事務的效率卻很高。它們像專業人員一樣工作，盡責完成任務。
在1918年，聯邦政府機構擁有的力量在它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在某些方面甚至也是絕後的，但它正將全部的精氣集中到另一個方向。
1917年4月，美國幾乎沒作什麼準備就投入了戰爭，不過全民總動員花了點時間。儘管如此，到1918年的夏天，威爾遜已經把政府精神滲透到了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並創建了強大的官僚工具將全國的注意力和熱情都集中於戰爭。
威爾遜建立了控制和發放糧食的食品管理署、負責配給煤和汽油的燃料管理署以及監控整個經濟的戰爭產業部。除了鐵路實際控制權沒有到手之外，他接管了一切。他創立了聯邦資助的河流駁船線，將貿易重新引入了密西西比河，那裡的貿易曾因競爭不過鐵路而一度中止。他建造了許多軍事設施，每一個都配備至少數萬名士兵或水手。他開創的產業使數十萬勞工和在建的幾百艘船隻一同擠在全美的造船所，還要挖掘新煤礦產煤以滿足工廠需要，這些工廠令美國再也不用受制於英、法兩國的武器和軍需品了——因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不同，美國還不是民主國家的彈藥庫 。
威爾遜建立了巨大的宣傳機器、國內間諜網、深入居民區的債券發行機器。他甚至成功地限制了言論自由，1918年夏天不僅逮捕、關押了激進的勞工領袖和德語報紙編輯——其中有些被羈押十多年，還有一些頭面人物，甚至包括一位國會議員。
威爾遜用史無前例的方式將政府影響滲透到了國民生活之中。聯邦政府的權力擴張於1918年春到達極點，置流感侵襲的浪潮已經漫過了一個又一個軍營於不顧，政府仍把徵召男性入伍的年齡範圍從21—30歲擴大到了18—45歲。就在1918年5月23日那天，負責監察徵兵的克勞德司令下達了「要麼工作，要麼戰鬥」的命令，要求沒有受雇於支柱產業的人必須入伍——這項命令導致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縮短了賽季並讓許多球員趕緊去做「必須」的工作，並期望「擴招年齡段內的所有男性將於一年內被徵召入伍」。政府說的所有男性，據估計有1300萬人，在9月12日按規定登記註冊。克勞德吹噓自己「在一天之內做到了普魯士獨裁政府用了近50年去完成的事情」 。
所有這些都來勢洶洶、指向明確、勢不可擋。
連對和平的期盼都無法扭轉這股勢頭。8月中旬，當這股致命的流感浪潮愈發強大的時候，奧地利已經在探詢和談條件了，但威爾遜徹底回絕了。當流行病的勢頭積聚到頂峰之時，距和平僅幾周之遙了。9月29日，保加利亞簽署了停戰協議。30日，德皇威廉（Kaiser Wilhelm）准許德政府實行議會制；同一天，魯登道夫警告政府說，德國方面要是再不推進和平試探，災難——一場馬上就要爆發的災難——將接踵而來。德國外交官表達了求和意向，但威爾遜不予理睬。同盟國——德國和它的盟國——之間同時斷絕了來往，內部也開始瓦解。10月的第一周，德國和奧地利分別向協約國發出和平試探。10月7日，奧地利正式向威爾遜遞送了一份外交文書，願以威爾遜提出的任何條件來尋求和平。10天——一段充滿戰爭和死亡的日子——之後，這份文書沒有得到任何回覆。
早些時候，威爾遜曾談及一種「沒有勝利的和平」，並相信只有這種和平才能持久。但現在，他沒有給出任何戰爭快要結束的跡象。儘管戰爭已經結束的傳聞曾散播全國，令民心大振，但威爾遜很快就予以否定。他也毫無憐憫之心，與其說是在拚死作戰，不如說他只是為了殺戮而戰。要戰鬥，你必須殘忍無情。他說，武力！他命令著，把武力用到極限！不給武力加任何限制！正義和成功的武力將成為世界的絕對法則，會將所有自私的統治打倒在地。
自由公債集會的殘暴和憤怒毫無中止之意，煤礦和造船廠狂熱的生產壓力從來不曾鬆懈，社論和新聞也從未有過停頓，激勵著人們堅決要求德國完全、徹底地投降，所有這些都有著威爾遜意志的影子，尤其是在政府內部，一切都從未停止過。與之前所言不同，威爾遜要施加影響，竭盡全力地施加影響——動用整個國家的力量——來大獲全勝。
如果連對和平的期望都不能令威爾遜和他的政府回心轉意，那他們就更不可能被一種病毒動搖了。美國政府不情願、無力、或者說徹底地拒絕轉移目標，將導致更多的人死亡。關於那場疾病，威爾遜未對公眾作出任何解釋，政府的重心也不會轉移。對流感受害人的救濟得不到食品署、燃料署或鐵道署的一點支持。無論是白宮，還是任何高級管理層，都不會出面予以領導，也不會做出任何確定重點、協調衛生福利工作的嘗試或是下放資源的舉動。
軍隊（尤其是陸軍）將直接面臨病毒的威脅。戈加斯已經盡其所能、盡任何人所能來為緊急情況作準備，但軍隊沒有給予平民任何支援。相反，它甚至動用了更多的民間資源。
就在韋爾奇踏出德文斯營屍體解剖室、致電戈加斯辦公室的當天，他的警示報告就已送達參謀長，強烈要求：除非有絕對的必要，否則必須停止任何人員的轉移，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從已受感染的軍營中轉移人員。該警告稱：德文斯營的死亡人數很可能將超過500……德文斯營的情況很可能在其他大軍營中重演……新兵十有八九會染病。
戈加斯的上級無視這則警告。不管怎麼樣，軍營之間的來往仍在繼續；直到數周之後，隨著一個個軍營的癱瘓，毫不誇張地說，是當垂死或者已死的士兵達到數萬名時，軍隊才有些調整。
儘管如此，有一個人的確起了作用。9月26日，雖然還有很多訓練營尚未出現流感病例，克勞德司令取消了下一批徵兵（在這之後的一批徵兵也被其取消了）。這次徵兵原先是要安排142 000人到軍營中的。
這真是大膽的一步！克勞德不顧統領美國遠征軍的潘興（John J. Pershing）將軍尚未消退的慾望，為人類做了件好事。在法國，潘興正在奮力作戰，同一天早些時候還大舉進攻了默茲—阿爾貢地區。當美國人跳出戰壕開始猛攻時，德國人早就陣腳大亂了。命令手下投降的德軍將領馮·加爾維茨（Max von Gallwitz）在官方記錄中寫道：「我們再也沒有煩惱了。」
不管怎麼樣，克勞德的當機立斷很可能拯救了數千條生命，但他取消徵兵不是為了拯救生命。他這麼做只是因為他意識到這是一場讓人無力抵抗的疾病，會製造混亂，將軍營攪個天翻地覆。疾病過去前將不再有訓練。他相信讓更多的新兵捲入這場混亂只會使混亂更甚，延誤秩序的恢複及士兵的訓練。在《大教堂謀殺案》（）中，T·S·艾略特（T. S. Eliot）稱之為「最大的背信棄義：以錯誤的理由去做正確的事情」。那些因克勞德而保住性命的人也許並不會贊成他的觀點。
然而，克勞德的決定以及戈加斯領導的軍醫團隊所作的努力，是聯邦政府反應中僅有的亮點，其他的軍方決策都沒這麼好。潘興不斷要求徵募新兵以代替陣亡或負傷的人，代替因流感而死或還在恢複的人，或者僅僅是代替前線那些需要換哨的人。協約國所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