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爾奇第一次去德文斯營觀察屍體解剖期間，在驗屍房外打了三個電話：一個打給哈佛的一位病理學家，請他來指導進一步的解剖工作；一個打給戈加斯辦公室，警示流行病即將到來；還有一個打給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埃弗里，讓他乘下一班火車從紐約趕來。韋爾奇希望埃弗里能鑒定導致德文斯營士兵死亡的病原體。
埃弗里立即離開實驗室，穿過幾個街區走回家換衣服，然後就去了賓夕法尼亞車站，那是一座宏偉高聳的建築。火車穿過康涅狄格州的鄉村，經過一連串的車站——紐黑文、普羅維登斯、波士頓，直至德文斯。一路上他就開始準備，琢磨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方法。
韋爾奇曾經向埃弗里說過自己的擔憂：儘管臨床癥狀看起來類似流感，但它可能是一種新的疾病。埃弗里的第一步仍然是尋找流感桿菌的存在，每個人都認為它是流感病因的首要嫌疑犯。埃弗里很了解菲佛氏桿菌，包括它培養起來有多困難，而化學性質又令其難被染色，從而很難在顯微鏡下的塗片上看到它。這種細菌的化學性質和代謝引起了他的興趣。他想弄清楚如何讓這種細菌生長得更好，如何讓它更容易找到，如何讓它更容易鑒定。對他來說，做任何事情（包括清洗玻璃器皿）都要追求精確和專業。
那天下午的晚些時候，埃弗里抵達了軍營，立即開始在實驗室做實驗。他幾乎完全不受周圍混亂的影響。到達驗屍房之前，他像韋爾奇、科爾、沃恩、羅素以及調查團的其他成員一樣，要跨過地上那些裸露著的或者由血跡斑斑的被單覆蓋著的年輕屍體，但他絲毫未受影響。
出師不利，革蘭氏染色實驗的結果令人困惑。在這個實驗中，用結晶紫給細菌染色、碘液媒染、酒精脫色，然後再用一種對比染料染色，最後呈藍紫色的細菌被稱為「革蘭氏陽性菌」，反之則為「革蘭氏陰性菌」。革蘭氏實驗的結果就像是證據，證明一個攻擊者是清白還是有罪。但這個答案只排除了一部分細菌的嫌疑。
與其他研究者不同，埃弗里並未發現任何革蘭氏陰性菌。而流感桿菌是革蘭氏陰性菌。這個實驗不容置疑地否定了流感桿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所有革蘭氏陰性菌的哪怕一絲一毫的可能性。埃弗里重複了實驗，仍未發現革蘭氏陰性菌，一個也沒有。
不久埃弗里就解開了這個謎團。他發現實驗室里所有標識為「酒精」的液體實際上都是水。顯然，是士兵們喝完了這些酒精然後以水代之。他重新使用酒精後便得到了預期的實驗結果——他發現了革蘭氏陰性菌。
埃弗里開始了堅定不移的探索。他從屍體入手，那些人都剛死不久，有些屍體摸上去甚至餘溫尚存。通過戴著手套的雙手，他仍能感覺到依舊溫熱的肺部及呼吸道上潮濕的海綿質。他找出最明顯的感染區域，並從上面切下組織樣本，研究膿包，尋找導致死亡的微生物。這個瘦小的男人被年輕士兵的屍體所包圍，興許會有點害怕，但他有勇氣。他也不是在「獵兔」，他對抓兔子可沒有興趣。
幾種可能的病原體在塗片上現身了，它們都有可能是殺手。埃弗里需要知道哪一個才是真兇。
埃弗里在德文斯待了很久，好讓自己有時間培養細菌。像帕克和劉易斯一樣，他最初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他也發現了菲佛氏桿菌。在實驗的30具士兵屍體中，他在22具上發現了流感桿菌，他將這個結果報告了韋爾奇。這時，哈佛病理學家沃爾巴克也應韋爾奇之邀來德文斯營助一臂之力，他發表了更為有力的聲明：「每個病例都表明，流感桿菌的純培養物在很多情況下是來自一個或多個肺葉……而混合培養物（通常和肺炎球菌一起）則來自有顯著支氣管擴張的地方……因而近期出現的流感桿菌純培養物通常存在於上葉中。」 在《科學》的一篇文章中，另一位令人尊敬的研究者也寫道：「病原體被認為是菲佛氏桿菌。」
9月27日，韋爾奇、科爾和沃恩從德文斯營致電公共衛生部部長：「已經確定德文斯軍營的流感由菲佛氏桿菌引發。」
然而，事情並未完全確定，至少對埃弗里來說是這樣。儘管他尊敬沃爾巴克，對帕克、威廉斯和劉易斯更是敬重有加——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得到相同的結論，但埃弗里只將結論建立在自己的發現上，而這一發現還未使他自己確信。在7例屍體解剖中，他沒有發現任何細菌入侵的跡象，但肺部受損。而且，他在一例中發現了潛在的致命細菌，但那細菌卻未有菲佛氏桿菌的特徵，在約一半的病例中他找到了菲佛氏桿菌和其他微生物，包括肺炎球菌、溶血性鏈球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雖是一種致命微生物，但卻很少引發肺炎。
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詮釋這些發現。它們可能意味著菲佛氏流感桿菌並不是這種疾病的肇因，但這又是唯一有可能的結論。菲佛氏桿菌也許就是病因，其他細菌在它感染受害者後尾隨而來並趁免疫系統之虛而入，這也不是沒有可能。找到幾種病原體也許能更加確定菲佛氏桿菌的元兇身份。當有其他細菌——尤其是肺炎球菌或溶血性鏈球菌——存在的話，菲佛氏桿菌在實驗室培養基上的生長就較差。所以，當它在所有培養物中與其他微生物還能共存時，這種存在可能就表明了流感桿菌曾在患者體內大量存在。
埃弗里在大腦中系統地梳理了這些思路。10月初，他返回洛克菲勒研究所，聽取了來自全國和全世界幾十位同樣在尋找流感桿菌的研究者的報告，其中也有一些尋找流感桿菌失敗的報告。人們一般很容易把找不到菲佛氏桿菌的原因歸咎為技術上的失誤而敷衍了事，因為它畢竟是最難培養的微生物之一。況且，光埃弗里自己的發現就留下了太多未解之謎，讓他自己也無法定論是不是真有危機存在。與帕克、威廉斯和劉易斯不同，埃弗里甚至連一個推測性的結論都無法作出。是的，菲佛氏桿菌可能引發流感，它的確可能，可他並不那麼確信。埃弗里沒有在任何報告中聲稱找到了流感病因，也沒有在任何電話或電報中宣稱與用培養物感染馬匹生產血清或疫苗有關。
埃弗里比在德文斯時更為努力地鞭策自己——他一貫努力鞭策自己。他吃在實驗室，同時進行幾十項實驗，少眠不休，與羅西瑙還有其他人在電話中交流看法。他像鑽孔機一樣鑽入實驗之中，將它們鑽裂，在數據的每條裂縫中尋找線索。然而，如果他逼迫自己工作，就無暇顧及下結論了。
他並不那麼確信。
埃弗里行事獨特。比起壓力來，工作方向受限對他的困擾更甚，如果他不能沿著線索（無論它會指向何方）追蹤下去的話，他就不能按自己的步調行進，不能從容地思考。所謂的權宜之計有悖於他的天性。他的工作就像站在懸崖之巔。鑽研一件事時他就直潛入最深處，沿著最窄的通路並進入最小的穴口，不會遺留懸而未決的枝節問題。他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是居高臨下的、目標明確的、嚴密的，而且是受控的。
他準備……每一件事，想要控制每個結果。甚至在為數不多的幾份演說稿上，他也標記出哪些詞要強調，哪裡要改變語調，哪裡要作微妙的表達，甚至連即興談話中的每一個措辭、每一次停頓，都像是認真準備過、權衡過，也許還排練過。他毗鄰於實驗室的私人辦公室也反映了他的興趣所在。著名科學家迪博稱其「小而簡陋，空無擺設，沒有相片、紀念品、圖畫、閑書和其他用來裝飾並堆滿辦公場所的令人愉快的物什。這種簡樸也就意味著，為了完全集中於一些選定目標，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放棄了多少東西」 。
由於投入得太深，埃弗里不希望受到干擾。他不是粗魯、苛刻或者胸襟狹窄的人，遠非如此。在他手下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員一律都成了他最忠實的擁躉，但他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越鑽越深，這是一個他能夠定義並且對其加以一些控制的世界——雖然狹窄。
不過，狹窄並不就意味著小。埃弗里的想法絲毫不見小。他將信息作為一塊跳板、一個起跳點，可以讓其思想自由地徜徉。確切地說，是自由地——甚至是毫無顧忌地——直奔推測。麥克勞德（ Macleod）和迪博一樣是埃弗里的得意門生，他說，每當實驗得到了出乎預料的數據，埃弗里的「想像力立刻就被點燃了……他會竭盡全力去探究理論上的線索」 。
迪博則換了一種說法來形容埃弗里。他認為在處理社會關係中的混亂問題時，埃弗里會感到無所適從、無能為力，但他認為埃弗里在對付自然的混亂問題時遊刃有餘。埃弗里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具有「能直擊要害的敏銳得不可思議的感覺」，以及「對事實富於想像的觀點……他有一種將那些事實組合成意味深長、優美流暢結構的創作衝動……確實，他的科學工作與藝術創作有許多共同點——並不仿效現有的事物，而是超越了它們並將其本質闡明」 。
大流行過後若干年，埃弗里的同事和朋友多茲獲得了科伯獎章（Kober Medal） ，埃弗里早年也曾獲得過這個獎項。在賀辭中，埃弗里描述了多茲的工作準則，他也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