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城自由公債遊行兩天之後，克魯森發布了一則嚴峻聲明：市民中發生的流行病「可能與海軍基地和軍營中發現的類型相同」。
流感的確在這座城市爆發了。遊行結束後的72小時內，全城31家醫院裡的病床全部爆滿，開始有患者死亡。在沒有任何醫生或警察指令的情況下，醫院開始拒收病人——給護士塞100美元的紅包也會被拒絕。 然而，人們還是排長隊等待入院。一名婦女回想當年，她的鄰居們「趕到離第五大街和倫伯德大街路口最近的費城醫院時，門外一排長龍，醫生們都在忙，藥品也已短缺，所以這些身體還算強壯的人只好回家了」 。
醫療措施也無濟於事，喬治·圖利奇（Gee Tullidge）醫生的女兒瑪麗·圖利奇（Mary Tullidge）在病症甫現後24小時內病亡。西奈山醫院的實習護士艾麗絲·沃洛維茨（Alice Wolowitz）早上當班時感覺到不舒服，12小時後就死了。
10月1日是遊行後第三天，僅這一天內死於流感的人數就超過了100——共117人死亡。這個數字後來增長到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不久，每日死於流感的人數超過了費城平均每周所有其他原因（包括各種疾病、事故及犯罪等）導致的死亡人數之和。
10月3日，克魯森批准遊行後不過5天，他禁止了費城所有的公共集會（包括進一步的自由公債集會），關閉了所有教堂、學校和劇院，甚至連公共葬禮也不允許舉行。唯一繼續開放的公共集會場所是瓦雷集團的重要贊助商沙龍。第二天州衛生專員將這些場所也關閉了。
第一個收納病患的臨時設施是城內的救濟院赫梅斯堡。它被稱為「一號急診醫療站」，衛生委員會知道更多的醫療站將緊隨其後。一天之內，醫療站的500張病床就被佔滿了。最後，一共開設了12家相似的大型醫療站以滿足全市需求，其中三家在經改造的南費城共和黨俱樂部里。醫療站是人們經常跑去尋求幫助的地方。
10天之內——僅僅10天！——流行病就從每天有幾百個平民患病、僅死亡一兩例，發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患病、幾百人死亡。
聯邦、市政府還有州立法庭都關閉了，滿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公眾避免公共集會，告知人們打噴嚏、咳嗽時要用手帕掩口。還有一些布告上寫著：「吐痰等於死亡。」一天之內，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報紙報道了這些逮捕行動——但仍在將病情最小化處理。醫生自己也在劫難逃，一天有三人病亡，再一天有兩人，第三天有四人。報紙報道了這些死亡——連同其他訃告一同刊登在內頁。即便是這種時候，報紙仍在將病情最小化處理。醫療工作者和市政府工作人員一直戴著口罩。
我該怎麼辦？人們惴惴不安，心存恐懼。還會持續多久？每天人們都會發現一周，甚至一天前還好好的朋友和鄰居，第二天就不在人世了。
費城當局和報紙還在對危險遮遮掩掩，《大眾紀事報》（）竟荒謬地聲稱克魯森有關公共集會的禁令不是「一項公共衛生措施」，並重申「沒有任何驚亂或恐慌的理由」。
10月5日，醫生們報告當天死於此次流行病的有254人，於是報紙援引公共衛生局的話說「流感已達最高峰」。而當第二天費城又有289人死亡時，報紙又說：「衛生官員們信心十足，確信流感的高峰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裡，每天死亡人數都在300以上。克魯森再次宣布：「死者人數已經達到了這場天災的最高位，我們有理由認為，從現在起到流感結束，死亡率將會不斷下降。」
結果第二天有428人死亡，每日死亡人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持續攀升——在如此巨大的基礎上幾乎還要翻一番。
克魯森說：「不要受誇大報道的影響而恐懼害怕。」
但克魯森的保證再也不能讓人們安心了。
但凡聽過劉易斯對某個問題發表觀點的人，一定能體會到他的豐富學識以及領會問題、設想可能的解答與洞悉其後果的能力。費城的科學家雖沒有順從他的意見，但關注著他的動態。
劉易斯致力於流感問題的研究已逾三周，他呆在實驗室，幾乎寸步不離，他的助手只要沒有病倒也都在堅持工作。費城的每一位科學家都在實驗室里爭分奪秒地工作著。
與家相比，實驗室絕對是劉易斯更喜愛的地方。通常，他工作中的一切能令他感到安寧。實驗室帶給他安寧，包括他熱衷的神秘事物。他讓自己習慣於這種環境，就像一個竭力穿破海上濃霧的人，那濃霧讓人覺得自己伶仃一人，但仍是世界的一部分。
但這回的工作沒有給他安寧，說是由壓力造成的並不確切，是壓力打亂了他原來的節奏，迫使他不能再以科學的方式推進。他建立了一種假說並致力於此，但這種倉促建立假說的過程令他憂心忡忡。
死亡的消息同樣令他不得安寧。青春、活力和憧憬，都隨著年輕的死者長埋於地下，這怎不叫人震驚。他擔心自己辜負人們的期望，於是他更加勤奮地工作。
艾辛格（Arthur Eissinger）去世了，他是賓大1918級的學生會主席和優等生。斯瓦斯莫學院的橄欖球明星珀金斯（Dudley Perkins）也死了。幾乎2/3的死者年齡都在40歲以下。
1918年，在門上掛一塊綢布暗示家裡有人去世已約定俗成。費城到處都是綢布。安娜·米拉尼（Anna Milani）回憶說：「如果死者是年輕人，便掛白綢；如果是中年人，就掛黑綢；如果是老人，就掛灰色綢布。那時我們還是孩子，總是興奮地去找接下來是誰死了。我們盯著門看，原先掛著綢布的是不是掛上了新的，原先沒掛的是不是開始掛起綢布。」
總是不斷有門口新掛上綢布。「人們像蒼蠅一樣死掉，」 克利福德·亞當斯（Clifford Adams）說，「在春天花園大街上，幾乎每隔一所房子就會有一扇門罩著綢布，表示他們家有人死了。」
西奈山醫院的安娜·拉文（Anna Lavin）說：「我的叔叔死了……我的嬸母先於他去世，他們的兒子才13歲……許多剛結婚的年輕人最先離世。」
然而，流感最可怕的一面乃是不斷堆積起來的屍體。殯儀員勞病交加，筋疲力盡。他們找不到地方安置屍體。而掘墓人不是病了，就是拒絕埋葬死於流感的人。費城監獄的主管曾讓犯人去挖墓穴，但不久就撤銷了這項決定，因為沒有健康的警衛來監管犯人。沒有掘墓人，屍體便無法埋葬。殯儀員的工作區已堆滿了，他們只好在禮堂里、在自己的住所中堆放棺材——許多人就住在自己和死人打交道的地方。
不久，棺材開始短缺。少數還能用的棺材猛然變得無比昂貴。多諾霍（Michael Donohue）家裡是開殯儀館的，「殯儀館外堆滿了棺材，我們不得不派人看守它們，因為人們開始偷棺材……這其實和盜墓沒什麼兩樣。」
不久後，就算想偷棺材也沒得偷了。阿普奇斯（Louise Apuchase）對棺材的奇缺記憶猶新：「一個七八歲的鄰家小男孩死了，人們習以為常地用床單把他捲起來放到推車上。孩子的爸媽尖叫道：『讓我用個通心粉的盒子』［當棺材］——通心粉，那是一種義大利麵食，這種盒子能裝近9公斤——『求求你們讓我把他放在通心粉盒子里，不要就這樣帶走他……』」
據克利福德·亞當斯回憶，「成堆的屍體……堆在那兒等候埋葬……人們卻沒辦法埋葬他們。」 積壓的屍體越堆越多，房內全被堆滿，不得不放置到門外走廊上。
費城的太平間通常能停放36具屍體，結果那裡塞了200具屍體。駭人的惡臭使人不得不開著門窗通風。那裡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屍體了。在家裡死掉的人的屍體就停放在家裡，他們死時鼻孔或嘴裡總是滲出血水來。家人將冰塊鋪在屍體上，即便如此屍體仍會腐爛並發出惡臭。廉價公寓沒有走廊，也很少有安全通道。人們把放屍體的屋子隔離起來，但鎖了門並不能使人忘記門後放著什麼，也無法抹去人們的恐懼。費城的住房條件比紐約還要緊張，這裡大部分地區的人們沒有可以隔離起來的空間。屍體被裹進床單，推到角落，通常一放就是好幾天，恐怖的沉重感與時俱增。人們病重到不能做飯，沒法洗漱，也無力將屍體搬下床，只能同屍體躺在同一張床上。死人被放在那裡好幾天，活人就同死人一起生活，因為這些屍體而感到恐懼。但也許更可怕的是，活人慢慢習慣了和死人在一起。
死者的癥狀非常可怕，七竅流血。有些死屍的表情極度痛苦，另一些人則是被精神錯亂奪走了生命。
通常每家會有兩人死掉，一家死了三口的情況也不稀奇，有的家庭遭受的打擊更為沉重。史沃德（David Sword）住在傑克遜大街2802號，10月5日那天他們家有6個人死於流感。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