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第一次在病人身上試用新血清時，新血清就顯示出療效。他和埃弗里立刻著手改進他們的實驗方案，改進感染馬匹、生產血清的方法以及用藥方式，最後用製成品開始進行一系列細緻的臨床試驗。他們發現靜脈注射大劑量血清（半升），I型肺炎的死亡率可從23%下降到10%，下降了一半多。
但它不是萬靈藥，由其他類型的肺炎球菌所引發的肺炎沒那麼容易治癒。而且，正如埃弗里和科爾所言：「在人身上的預防效果比不上小鼠身上的。」
但在所有肺炎中，由I型肺炎球菌造成的肺炎最為常見。將這種最常見肺炎的死亡率降低一半多就是一個進步，一個真正的進步，一個長足的進步。1917年，洛克菲勒研究所出版了一本由科爾、埃弗里、多茲和該所一名青年科學家奇克林（Hery Chickering）撰寫的90頁專著，標題為《急性大葉性肺炎的預防和血清治療》（）。
這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它首次詳述了製備和使用治療肺炎的血清的方法。該書還明確地預言這種疾病會在軍營中爆發，書中寫道：「肺炎有可能是戰時所有致死疾病中的頭號殺手。」
1917年10月，戈加斯告訴軍隊醫院的長官們，「鑒於肺炎有可能成為軍中最重要的疾病」 ，他們必須將更多醫生送到洛克菲勒研究所去學習怎樣製備和使用這種血清。當時尚為二等兵的埃弗里已經從研究轉向給那些將在軍營中工作的軍官教授細菌學。現在他和他的同事們也教授這種血清療法。比起叫他「二等兵」，學生們更願意尊稱他為「教授」（一個偶然得到的昵稱）。埃弗里的同事將其簡化為「費絲」（Fess） ，這個昵稱伴其終生。
與此同時，科爾、埃弗里和多茲還在開發預防I、II和III型肺炎球菌所致肺炎的疫苗。在動物身上證明有效後，他們和另外6位洛克菲勒研究人員以自己代替豚鼠， 互相注射大劑量血清來檢驗其對人體的安全性。所有人對疫苗都有不良反應， 其中三人反應強烈。他們斷定該疫苗在如此大劑量水平下對人體是有害的，於是計畫做另一個實驗：低劑量注射，每周一次，連續注射四周。這樣可以給接受注射的人以足夠的時間來逐漸提高免疫力。
這種疫苗來得太遲了，沒有在大範圍內對麻疹流行產生影響。但在亞特蘭大市外的戈登軍營里， 有100名麻疹患者參加了疫苗測試，該疫苗專門針對一種導致大多數肺炎的肺炎球菌菌株，50人接受接種，另50人作為對照。接受免疫接種的人中僅有兩人患了肺炎，而對照人群中有14人染上了肺炎。
同時，科爾給羅素上校（在軍隊中進行科學工作期間，他對改進傷寒疫苗作出過傑出貢獻）寫了一封關於「我們在以預防接種抵禦肺炎方面所取得進展」 的信。當然，科爾也補充說：「大批量製造疫苗是一件非常緊要的大事，比製造傷寒疫苗要困難得多……我正在著手建立一個組織，這樣就能預先準備大量必需的培養基，以便能大規模地生產疫苗。」
1918年3月，科爾創建的組織已準備好進行大規模試驗了，恰逢流感在堪薩斯州的士兵中初現端倪。於是，12 000名在長島阿普頓軍營的士兵被接種了該疫苗——用完了所有可用的疫苗——19 000名士兵作為對照，未接種疫苗。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接受免疫接種的士兵無一染上疫苗所預防的任何一種肺炎，對照組中則有101例染病。 當然，這個結果並非最終結論，但意義深遠。這也遠比其他地方所得結果要好。巴斯德研究所當時也在進行肺炎疫苗的試驗， 但未獲成功。
如果埃弗里和科爾能開發出一種對頭號殺手真正有效的血清或疫苗……如果他們做到了，那將是醫學科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肺炎最終將被戰勝的前景，以及它在軍營中的狀況，更加增強了戈加斯尋找方法限制肺炎致死能力的決心。他請求韋爾奇籌建一個針對肺炎的特別委員會並出任主席。確切地講，戈加斯並不想該委員會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內開展工作，但韋爾奇將辦公桌安在了戈加斯的個人辦公室內。
韋爾奇躊躇不決，致電弗萊克斯納。兩個人達成共識，認為在這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擔任該委員會主席的最佳人選是科爾。翌日，科爾和弗萊克斯納一同搭乘火車來到華盛頓，在宇宙俱樂部與戈加斯和韋爾奇見了面。 他們在那裡選定了肺炎委員會成員，這個委員會由戈加斯、韋爾奇、弗萊克斯納及他們研究所所具備的全部知識和資源作後盾。
他們挑選的人恰到好處。每個被挑中的人，後來都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而美國科學院也許是世界上最獨特的科學組織。
埃弗里理所當然地要領導實際的實驗室研究，因而留在紐約。其他大多數人則去實地工作。陸軍中尉里弗斯是霍普金斯的畢業生，也是韋爾奇的門生，他後來成為世界頂尖的病毒學家之一，並繼科爾之後擔任洛克菲勒研究所醫院的院長；陸軍上尉布萊克（Francis Blake）是另一位洛克菲勒研究人員，他之後擔任了耶魯醫學院院長；而奧佩克（Eugene Opic）上尉被認為是韋爾奇的病理學學生中最富才華的一個，他入伍時就已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院長。與他們通力合作的有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蘭德施泰納和霍普金斯的惠普爾，他們並不是委員會成員，後來都獲得了諾貝爾獎。數年之後，一位洛克菲勒科學家回想當年：「加入肺炎小組無疑是一種特權。」
按照慣例——如果這樣的緊急情況算是慣例的話——科爾長途跋涉來到華盛頓，在戈加斯的辦公室內同韋爾奇及軍隊高級醫學長官探討最近的發現。科爾、韋爾奇、沃恩和羅素展開了一系列極為艱苦的軍營巡迴調查，檢查各方面的情況， 從軍營外科醫生、細菌學家和流行病學家的資質，到軍營廚房清洗餐具的方式。他們給出的任何建議都會馬上被勒令執行。當然，他們並不是只下命令，許多營地醫院和實驗室由他們所推崇的人管理，他們也聽取各種各樣的想法。
春末，科爾向美國醫學會彙報了有關麻疹的一項結論：麻疹「似乎使呼吸道黏膜特別易於受到繼發感染」。他還相信，這些繼發感染就像麻疹一樣，「主要以流行病的形式發生……每一個新的感染病例不僅擴大流行範圍，還增加流行的強度。」
1918年6月4日，科爾、韋爾奇和肺炎委員會的幾名成員又一次出現在戈加斯的辦公室里，這次還有紐約州健康委員會委員比格斯，哈佛的傑出科學家、後來成為海軍少校的羅西瑙，以及幫助成立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功臣之一霍爾特。這次討論的內容非常廣泛，焦點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比麻疹流行更糟糕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他們都擔心戈加斯的夢魘會成為現實。
他們並不特別懼怕流感，儘管他們正在追蹤調查這種病的爆發性。當時的一些爆發還比較緩和，還不足以與麻疹流行所致危害相提並論。他們很清楚，流感導致的死亡是因肺炎而致死的，戈加斯已經要求洛克菲勒研究所加快生產和研究肺炎血清及疫苗的進度，而洛克菲勒研究所和軍醫學院正竭盡全力為此工作。
隨後，討論從實驗室轉到流行病學話題上。對軍營的巡迴檢查使韋爾奇、科爾、沃恩和羅素確信，交叉感染是與麻疹相關肺炎的致死原因。為了防止悲劇重演，科爾建議設立傳染病房，配備專門訓練的人員和最好的民用醫院設備。韋爾奇指出，英國有隔離醫院，具有完全獨立的組織和嚴格的制度。另一種防止交叉感染的解決方案是在醫院中設立小房間——圍繞醫院病床設立隔離區。
他們也討論了醫院負荷過重和軍隊間的隔離問題。1916年，加拿大軍方將所有抵達英國的隊伍隔離了28天， 以防止那些已整裝待發上戰場的軍隊遭受感染。韋爾奇建議，設立類似的「隔離營，讓新徵召入伍的軍人在那裡滯留10—14天」 。
他們都認識到，說服軍隊這樣做，或者說服軍隊解決更為嚴重的兵營過度擁擠問題將非常困難。
不過，一位軍醫官員中間講了一條好消息，說醫院過度擁擠問題已不復存在了。每所軍隊醫院在5月15日至少有100張空床，共有25 000張空床。軍隊所收集的每項流行病學統計指標都表明，軍隊的整體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他堅持認為，這些設施和培訓足夠了。
時間將揭曉答案。
人類被定義為「現代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嘗試控制自然的程度，而非調整自身去適應自然。在與自然的這種關係中，現代人通常是侵略者，而且膽大妄為：改變河流方向，在地質斷層上搭建建築物，如今還操縱現有物種的基因。雖然自然對此的反應一直都是有氣無力，但憤怒一旦被激發，其暴戾的一面將隨時顯露出來。
1918年前，人類是十分現代、十分科學的，但因忙於與自身鬥爭而顧不上去對抗自然。然而自然瞅准了時機，它選擇在這個時候攻擊人類，而且它的攻擊絕不再軟弱無力。現代人類——能運用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