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仍舊保持中立時，時任美國科學院院長的韋爾奇及其同事們正密切關注著他們的歐洲對手，後者正在力圖完善殺人武器。
技術在戰爭中總是緊要問題，而這是第一場真正的科學之戰，第一場為工程師及其能力量身定做的戰爭——不僅要建造大炮，還要建造潛艇和飛機坦克；第一場為化學家和生理學家的實驗室量身定做的戰爭——發明或者抵禦致命毒氣。如同自然界一樣，技術總是展示其冰冷的一面，但又為其影響加溫。一些人甚至把戰爭本身看作一個龐大的實驗室，在其中試驗和改進的除了硬科學外，還有群體行為的相關理論、生產方法的科學管理理論以及被視為新科學的公共關係理論。
美國科學院本身就是在內戰期間為指導政府對科學進行管理而誕生的，但它並不導引或協調有關戰爭技術的科學研究。美國沒有哪個研究所這麼做。1915年，天文學家海耳（Gee Hale）慫恿韋爾奇和科學院的其他人領頭創建這樣一個研究所，他說服了他們。韋爾奇1916年4月寫信給威爾遜總統說：「科學院視自願協助並確保其成員無條件應徵入伍為己任，以備戰爭所需。」
當韋爾奇初抵霍普金斯大學時，威爾遜是那裡的研究生。後者立即邀請了韋爾奇、海耳和其他人到白宮，他們提議設立一個國家研究理事會來指導所有與戰爭相關的科學工作，但首先需要總統正式提交建會申請。威爾遜立即就同意了，儘管他堅持該提議要保密。
威爾遜想保密是因為任何備戰行為都會引發爭議，而且他準備動用所有的政治資本來建立國防理事會，為國家參戰後政府接管經濟資源的生產與分配所需的變革制訂計畫。理事會成員由包括戰爭部長和海軍部長在內的6名內閣部長及7名政府外人士組成。［具諷刺意味的是，鑒於威爾遜強烈的基督教思想，7人中有3個是猶太人：美國勞工聯盟領袖龔珀斯（Samuel Gompers），金融家巴魯克（Bernard Baruch）以及西爾斯百貨公司總裁羅森沃爾德（Julius Rosenwald）。幾乎與此同時，威爾遜還任命布蘭代斯為聯邦大法官。所有這些都標誌著猶太人第一次在政府中佔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有威爾遜的默認就足夠了。韋爾奇、海耳和其他人成立了他們的新組織，吸納了若干領域中有威望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能召集其同行從事一些特定領域的研究，這些研究與其他領域的研究相結合，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醫學就是如此，已經成了戰爭的一種武器。
此前，美國醫學科學界已經形成了一種組織框架。當然，這種框架並未以任何外在形式表現出來，但確實是存在的。
坐鎮頂端的韋爾奇是總指揮，他的匆匆一瞥就能改變有些人的一生，他的微微頷首就能令大筆經費流向某個研究所。只有他在美國科學界擁有如此力量，自他之後再也無人擁有這樣的權力。
下一梯隊是一小批韋爾奇的同一代人。他們曾同韋爾奇並肩作戰，改變美國的醫學，也有著為人稱道的良好聲譽。同樣是許多研究所的創始人但屈居韋爾奇之後的是沃恩，他在密歇根創辦了一個實體，成為唯一的霍普金斯大學之外呼籲醫學教育改革最重要的聲音。在外科方面，查爾斯·梅約（Charles Mayo）和威廉·梅約兄弟早已奠定了他們的巨匠地位，也是促進變革極為重要的同盟力量。在實驗室方面，西奧博爾德·史密斯表現得相當活躍。在公共衛生領域，比格斯接管了州衛生局，已經使紐約市衛生局成為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衛生局。而在羅德島州的普羅維登斯市，蔡平（Charles Chapin）已經將最嚴格的科學運用於公共衛生問題，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正變革著公共衛生實踐。此外，在美國軍方，陸軍軍醫署長戈加斯（William Gas）也已享譽世界，秉承並光大了斯滕伯格的傳統。
國家研究理事會和國防理事會都有醫學委員會，由韋爾奇本人、戈加斯、沃恩和梅約兄弟掌控。他們5人都曾擔任過美國醫學會主席。但引人注意的是，布盧（Rupert Blue）不在其列，當時他是外科主治醫師以及美國公共衛生部負責人。韋爾奇及其同事對布盧的能力及判斷力持懷疑態度，因而不僅阻撓他參加這些委員會，而且不允許他提名自己的代表。他們從公共衛生部另找了一個他們信任的科學家。公共衛生部負責人的參與如此之少可不是個好兆頭。
計畫甫一開始，這些人就關注著戰爭中最大的殺手——不是戰鬥，而是傳染病。縱觀歷史上的戰爭，死於疾病的士兵常多於戰鬥傷亡人數，而傳染病通常還會從軍隊傳播到平民之中。
的確是這樣，不管是在古代還是美國內戰中，有一人因戰而亡就有兩人患病而死（美國內戰雙方計數，185 000人死於戰鬥或受傷，373 000人死於疾病）。即使在科學家接受了病菌學說以及現代公共衛生措施之後，死於疾病的士兵仍舊多於陣亡士兵。 在英國和南非白人殖民者之間發起的布爾戰爭（1899—1902） 中，每有一名士兵陣亡，就有10名士兵死於疾病（英國人還把將近1/4的布爾人投入集中營，導致26 370名婦女和孩子死於集中營）。在1898年的西班牙—美國戰爭中，每有一個美國士兵因戰鬥傷亡，就有6個病故——差不多都是死於傷寒。
美西戰爭中的士兵簡直就是無端送死。軍隊已經在幾個月內從28 000人擴充到275 000人了，國會撥出的5000萬軍費沒有一個子兒給軍醫部；結果，駐紮在齊克莫加的有60 000名士兵的營地中甚至沒有一台顯微鏡。 軍醫署長斯滕伯格也未被授予任何權力，他氣憤地就可能導致衛生危機的營地設計及供水設施提出抗議，但軍事工程師和作戰官員一口回絕了他。他們的固執導致了大約5000名美國青年的死亡。
其他疾病也同樣危險。在正常情況下，甚至一些輕度的疾病（如百日咳、水痘以及流行性腮腺炎）入侵「原始」人群 ——以前沒有接觸過這些疾病的群體——也常令大量的人死亡，而青壯年特別容易受到攻擊。例如，在1871年的普法戰爭期間，巴黎圍困時的麻疹病人死亡率為40%；1911年，麻疹在美軍中流行性爆發，感染此疾病的人死亡率為5%。
這些事實引起了韋爾奇、沃恩、戈加斯和其他人深深的憂慮。他們致力於為軍隊提供最好的醫學科學。韋爾奇時年67歲，個子矮小，肥胖，成天氣喘吁吁，身著軍裝。他大部分時間都忙于軍中事務，在華盛頓時只使用戈加斯個人辦公室中的一張桌子。沃恩65歲，體重達125公斤，著軍裝，擔任軍隊傳染病部門負責人。弗萊克斯納54歲，也著軍裝。戈加斯授予他們所有人少校軍銜，這是當時所允許的最高級別了（規定改變後，後來他們所有人都升為上校）。
他們不僅要考慮如何照顧傷員，考慮尋找洋地黃 的來源——這味葯以前都從德國進口（童子軍在俄勒岡州收集到毛地黃，檢測發現它能用於生產合適的藥物），考慮外科器械（這些也都靠進口，所以他們建了一家工廠進行生產），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完成大量的洗衣消毒工作（他們要求蔡平作調查）。
他們還要考慮流行性疾病。
對軍隊醫療行為負主要責任的一個人是軍醫署長戈加斯。軍隊賦予他的權力就那麼一丁點——並不比斯滕伯格多多少。然而，戈加斯的能耐就在於，儘管面對的上級儘是些不聞窗外事的老好人以及徹頭徹尾的反對者，他從他們那裡仍然獲益頗豐。
戈加斯是一個生來樂觀、開朗而虔誠的人，他的父親曾任南部邦聯的長官（後來成為阿拉巴馬大學校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戈加斯當初從醫出於另一目的：軍旅生涯。在進不了西點軍校之後，這似乎是他參軍的唯一途徑了，因而他不顧父親的執意反對而從醫。戈加斯在醫學方面如魚得水，喜歡人們以「醫生」而不是軍階稱呼他，甚至當他榮升「部長」後也是如此。他熱愛學習，每天都騰出一定的時間進行閱讀，讓思緒在小說、科學和古典著作之間遊走。
戈加斯的眼神包含著一種獨特的溫柔，使他看起來很紳士，他似乎對每一個人都彬彬有禮。然而，他的表現和態度都只是一種假象，掩蓋了他的激情、果斷、關注力以及偶爾的兇狠。當處於危機或者干擾之中時，他表現出來的沉著使他成為風平浪靜的中心，這種平靜安撫了其他人並給予他們信心。但是，私下裡，在遇到愚蠢的事情後，若不完全是他的上級犯下的錯誤，他會狠拉抽屜，猛敲墨水瓶，疾衝出辦公室並嚷嚷著，威脅說要走人。
如同斯滕伯格一樣，他大部分的早期生涯是在西部前線陣地度過的，儘管他也聽過韋爾奇在貝爾維醫學院上的課。與斯滕伯格不同的是，他自己不做任何重要的實驗室研究，但他相當頑強，也受過很不錯的訓練。
他的工作能力和果斷性集中體現在兩件事上。第一件事發生在美西戰爭後的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