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死亡成了家常便飯。到那時，已有超過500萬的士兵葬送在所謂的「絞肉機」 里，能與那些將軍的愚蠢相匹敵的就只有他們的殘酷。
比如德國的將軍決定血洗法國從而迫其投降，他們認為德國佔據著絕對的兵力優勢，若在凡爾登「以死換死」地火拚，定能取勝。而法國人卻在不久後，用銳利的攻勢回應了德國，相信他們的「生命衝動」 會贏得凱旋。
只有屠殺勝利了。終於，一個法國軍團拒絕執行一項自殺性衝鋒的命令。這場兵變波及54個師，政府只能依靠大規模逮捕來控制此次事變，最後有2300人因兵變而被判刑，其中400人是死刑，實際被處死的有55人。
沒有什麼能夠比某份戰時衛生報告更好地體現這場戰爭的殘酷了，這是一份關於有計畫地消滅戰壕中的老鼠以防止疾病傳播的衛生報告，主要記錄如下：「老鼠牽涉了一些沒有預料到的問題……它們承擔了一個有用的功能——在無人地帶毀屍滅跡，這是它很樂意擔負的職責。為此，比起殺滅老鼠，人們更願意僅僅控制一下老鼠數量。」
整個歐洲都厭倦了戰爭。只有美國的親英派和親法派沒有，他們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東海岸，其中很多人佔據著極具權力和影響力的職位。只有這些美國的親英派和親法派仍然認為戰爭是神聖的。他們給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施加強大的壓力，要求美國參戰。
戰爭始於1914年。威爾遜抵擋住了來自國內的壓力。1915年，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Lusitania），威爾遜儘管公開表示了自己的義憤，但還是決定不參戰，只要求德國作出限制潛艇戰的承諾。他也抵制住了其他認為戰爭有理的辯解，並正大光明地採用「他使我們遠離戰爭」這樣的競選口號角逐1916年的大選。他還警醒選民：「如果你選擇我的對手，你就是選擇戰爭。」
威爾遜在大選當晚入睡前還覺得自己這次必定落敗了，但第二天一睜眼卻得到了連任的消息，這是歷史上最微弱的幾次票選優勢之一。
德國接著又賭了更大的一票。1917年1月31日，德國宣布，在聲明24小時後，它將對中立國船隻和商船恢複無限制潛艇戰。德方相信，這將趕在美國援助前（如果美國最後會宣戰的話）截斷英、法的戰爭補給而令它們投降。此舉徹底激怒了美國。
然而，威爾遜依舊沒有宣戰。
隨後，齊默曼（Zimmerman）電報事件 發生了。據截獲的文件顯示，德國外交部長曾經建議墨西哥加入一戰同盟國，聯手對付美國並且奪回新墨西哥州、得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等地區。
威爾遜的批評者們立即氣急敗壞地指責威爾遜無能。在一篇著名的評論中，後來死於流感的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博爾內（Randolph Bourne）悲嘆道：「那些時刻備戰的大企業階級漸進而持續地鼓動著人們的戰爭情緒，隨後又接連地得到了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在［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助威下，零星的低語變成了劃一的口號，最後演變成了有力的齊聲合唱。背離它的人不僅被認為不夠體面，還會落個聲名狼藉的下場。反對德國的尖銳咆哮正慢慢成型。」
4月2日，即齊默曼電報被披露的三周之後，在內閣要求參戰的一致提議下，威爾遜最終向國會遞上了他的參戰決定。兩天後，他向一位朋友解釋：「我必須懷著最真誠的目的，採用最緩慢的步調，以避免戰爭引導國家以單一的方式思考問題。」
因此，美國滿懷大公無私的感覺加入了戰爭，它相信榮譽仍然是可能存在的，它仍然將自己隔絕在它所認為的腐敗舊世界（Old World）之外。它不是作為一個「同盟」而戰，而是作為一支「聯合力量」站在英、法、意、俄集團一邊。
如果有誰認為威爾遜的勉強參戰意味著他並不會積極地致力於此，那就太不了解威爾遜了。像威爾遜這樣剛愎自用到病態的人，實在沒有幾個。
事實上，威爾遜相信他的意志和精神受到另一個人，甚至是上帝的精神和希望的啟示。他曾表示，「我確信我的同情心關係著」 所有的美國公民，並且「確信我的心聲就代表了他們的心聲」，「只要世界上存在罪惡和過失，我就不會稱之為『和平』。」 他繼續道，「美國的出現就是為了證明：對正義的熱忱是源自《聖經》啟示的。」
他可能是美國唯一一位如此確定地堅持這一信念的總統，絕無任何自我懷疑。與其說這是政客的特點，不如說更像是十字軍戰士的特點。
對威爾遜來說，這場戰爭就是一場聖戰，而他打算髮動全面的戰爭。也許是因為清楚自己甚於了解國家，他預言：「一旦領導人民進入戰爭，他們就會忘記曾經有一樣東西叫做寬容。一旦打仗，你必定會變得殘忍無情，並且殘忍無情的精神就會植根於國家生活的本質中，感染國會、法庭、巡邏的警察以及街上的普通人。」
美國受其主要執行者意志的影響如此之深，這是空前絕後的，在南北戰爭人身保護權懸而未決的時候沒有出現過，在朝鮮戰爭和麥卡錫時期沒有出現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沒有出現過。威爾遜將把國家變成一件武器，變成一個爆炸裝置。
始料未及的是，美國還成了傳染病的打火匣。
威爾遜宣稱：「我們要為戰爭塑造和訓練的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國家。」
他採用了毫不手軟的鐵腕政策去訓練國家。他確實有正當的理由可以證明，採用強硬路線是合理的。
由於一些同戰爭毫無關係的原因，美國曾是個頻頻經歷變動的混亂體，它的本質和特性也時時在改變。1870年，美國只有4000萬人口，其中有72%的人居住在小鎮和農場。到美國參戰的時候，人口已經增長到了約1.05億。僅在1900—1915年間，就有1500萬移民帶著新語言和新宗教湧入美國，他們大部分來自東歐和南歐，其中一些是有色人種。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是首次人口普查）發現，居民數量城市超過了農村。
美國最大的種族群體是德裔美國人，一份大型的德文刊物表示了對德國的同情。德裔美國人會對抗德國嗎？愛爾蘭共和軍在1916年的復活節發動起義反抗英國的統治，愛爾蘭裔美國人會為英國助陣嗎？中西部是孤立主義者，在美國沒有遭受攻擊的情況下，它們會派兵越洋作戰嗎？民粹主義者本就反對戰爭，威爾遜的國務卿、三次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15年因威爾遜對於德國擊沉「盧西塔尼亞」號事件的回應太過強硬而退出了內閣。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工會主義者在工廠、落基山脈的煤炭社區、西北部都很強勢。而他們，是否會為了保衛資本主義而應徵入伍？
威爾遜的強硬路線就是要脅迫這些原本不情願的人支持戰爭，並且鎮壓或者剷除那些反對戰爭的人。甚至在參戰前，威爾遜就警告國會：「我羞於承認的是，有一些美國公民……他們的不忠荼毒著國家生活的根本……這種失去理性、背信棄義以及無視政府的東西必須被根除。」
他正準備這麼做。
威爾遜的狂熱幾乎影響著國家的一切事物，包括時尚。為了節省布料——一種戰爭物資（任何東西都是戰爭物資），設計師收窄了翻領，縮小或索性省掉了衣兜。他的狂暴尤其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每一項法令。在南北戰爭期間，林肯（Abraham Lin）推遲頒布人身保護權的正式文件，使數百人被囚禁。但是，那些被監禁的人可能是真正危險的武裝叛亂分子。林肯的身後留下了格外尖銳的批評，經久不息。威爾遜相信他自己沒有做得更過分，他對堂兄說：「多虧了林肯 ，我不會再犯他的錯誤。」
政府強迫民眾順從，用各種方式控制言論，比如恐嚇的方式，這在美國是前所未聞而且也是後無來者的。發布參戰宣言之後不久，威爾遜在國會的合作下推行了《反間諜法》（The Espio），但它只是在新聞審查制度合法化上糾纏不清，儘管威爾遜稱其為「一個勢在必行的法令」 。
這個法案使得郵電部長伯利森（Albert Sidney Burleson）有權拒絕遞送任何他認為是不愛國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評的期刊。並且，國內的大部分政治演說在電台播出之前都要通過郵件接受審查。伯利森是一個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南方人，他表面上是一個人民黨黨員，但是他更接近於蒂爾曼（Pitchfork Ben Tillman）而不是布賴恩那一翼。伯利森不久就命令，停止遞送任何有跡象顯示對戰爭欠缺熱情的國內出版物和外語出版物。
而司法部長格雷戈里（Thomas Gregory）索要的權力則更大。格雷戈里是一名改革論者，在威爾遜提名布蘭代斯（Louis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