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韋爾奇（William Henry Welch）的少年還是青年時代，一點都看不出他未來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物。
因此，關於他的最出色的一部傳記以1930年那場非同尋常的80歲誕辰慶典開場， 以此代替傳記慣常使用的孩童時期，這是非常巧妙的。除了在他的居住地巴爾的摩外，他在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辛辛那提、洛杉磯、巴黎、倫敦、日內瓦、東京和北平（如今的北京）等地的朋友、同事和崇拜者，為此慶典歡聚一堂。電報和無線電將各地的慶典相匯聯，人們錯開慶典開幕時間，以便不同時區的人有足夠的時間共同慶祝。許許多多個禮堂里擠滿了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各個領域的科學家。美國廣播電台實況轉播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在華盛頓慶典上的致辭。
這篇致辭是獻給一位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的。他曾任美國科學院院長、美國科學促進會會長、美國醫學會會長，還曾是許多自然科學團體的主席或領導人。當政府尚未將資金投入科學研究時，作為華盛頓卡耐基研究所執行委員會主席、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現洛克菲勒大學）任期長達32年的科學指導理事會主席，他指揮著這個國家兩大慈善組織資金的流向。
然而，即便是在他自己所從事的醫學研究領域，韋爾奇也算不上一個開路先鋒——他既不是巴斯德，又不是科赫（Robert Koch） ；不是埃爾利希（Paul Ehrlich） ，也不是西奧博爾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 。他並沒有過人的洞察力，也沒有作出過重大發現；沒有提出過深刻獨創的問題，也沒有在實驗室或者科學論文中留下顯赫的記錄。他沒什麼突出的事迹，以至於讓人覺得他根本沒有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理由和造詣，更別說成為院長了。
儘管如此，就如同估量任何事物一般，數百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對韋爾奇進行了周密客觀的考量，並認定他是有資格的。他們集結起來慶祝他的壽辰，如果說不是為了他的學問，那也一定是為了他對科學作出的貢獻。
韋爾奇的一生見證了世界的巨變：從馬和輕便馬車到無線電通信、飛機甚至第一台電視機的出現；可口可樂誕生並在1900年之前風靡全美國；20世紀20年代，伍爾沃斯連鎖店迅速發展並超過1500家； 伴隨著進步時代（Progressive Age）的到來，技術統治理論風靡美國，並在30年代一次關於兒童的白宮會議上達到頂峰，會議宣布，專家在兒童培養中比父母具有優先權，因為「培養孩子適應我們這個錯綜複雜而又相互依存的社會經濟制度，是個別家長力所不能及的」 。
韋爾奇在這些變革中沒有發揮什麼作用，但他在醫學（尤其是美國醫學）領域同等重要的改革中發揮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從一開始他就被奉若神明，他的經歷是那個時代許多人一生的濃縮和寫照。然而，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象徵或代表。正如埃舍爾（Escher） 的繪畫一樣，他的一生既代表了同時代其他人的生活，也代表了他的追隨者，以及追隨者的追隨者的生活，一代一代薪火相傳。
即便他沒做過革命性的科學研究工作，他的一生也是革命性的。他既是角色，又是劇本，他是指揮者、創作者、建設者。他就像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員，用整個生命帶給觀眾一場具有衝擊力的演出，並通過他們影響後世。他領導了創建最偉大醫學科學事業的運動，這可能也是全世界科學領域中最大的事業。他的遺贈無法客觀估計，但卻實實在在，尤其蘊藏於其激蕩人們心靈的能力之中。
1850年，韋爾奇出生於康涅狄格州北部一個叫諾福克的寧靜的小山村，那裡樹木繁茂，直到今天依然保持著原貌。他的祖父、叔祖父、父親以及四個叔伯全都是醫生。他的父親曾任國會議員，1857年給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作過演講。在那場演講中，他展示了最新的醫學進展，包括一項直到1868年哈佛大學才提及的技術，這個驚人的新的「細胞理論及其在生理學和病理學中的結果」由魏爾嘯在研究工作中引用，並發表於德國期刊上 。韋爾奇的父親曾經說過：「所有明確的知識……都是從精確觀察事實中獲得的。」
韋爾奇似乎也註定要成為一名醫生，但情況不是這樣。多年以後，他對當時還是他的見習生的著名外科醫生庫辛說，小時候他對醫學充滿了反感。
這種反感可能部分來自他生活的環境。韋爾奇的母親在他六個月大時就去世了，比他大三歲的姐姐被送給他人撫養。父親在情感上和身體上都與他十分疏遠，姐姐就成了韋爾奇一生中最親近的心靈密友，在他們經年的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出，他願將自己的隱私同姐姐分享。
他的孩童時代顯示出了一種特質，後來成為他一生不變的格調：掩藏在社會活動背後的內心孤獨。最初他曾嘗試著去適應社會。他並不是孤自一人，有個叔叔就是他家鄰居，所以韋爾奇每天可以和幾個年紀相仿的堂兄弟一起玩，但他渴望更加親密的關係，就請求他們以親兄弟相稱， 但遭到了拒絕。在別的地方他同樣如此，努力地使自己合群，尋找歸屬感。他在15歲時，出於對福音書的熱誠，正式皈依了上帝。
進了耶魯大學後，他發現這是一塊在他的宗教信仰與科學之間不存在衝突的凈土。雖然學校已開始教授工程學等應用學科，卻依然與內戰後快速發展的科學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特意表明自己的保守立場；而公理會 又抗衡著基督教一神論者 對哈佛大學 的影響。如果說韋爾奇的學術興趣是在大學畢業後發展起來的，他的個性至少在大學時就已經形成，尤其是三種特別突出的品質，在他身上結合在一起，展現出非常強大的力量。
韋爾奇的聰慧自始至終引人注目，他以班級第三的名次畢業。然而，他給別人留下的印象更多來自他的個性而非他的智力。他有著不同尋常的能力，對工作投入充分熱情的同時又能高瞻遠矚。一位同學曾描述他是激烈的討論中「唯一能夠保持頭腦冷靜的人」。在他後來的人生中，韋爾奇始終保持著這個特點。
他的身上有種力量，使得周圍的人都希望給他留下好印象。那個時候新生經常會受到殘暴的欺侮，甚至有人建議韋爾奇的一個同學在寢室里放把手槍，以防被二年級學生虐待。可韋爾奇完全沒有這樣的遭遇，沒人欺負他。耶魯大學的「骷髏會」可能是美國最秘密的團體了，它要求其成員對組織嚴格忠誠。他們吸收韋爾奇為會員，他的一生也與「骷髏會」緊密相連。也許這正滿足了他尋找歸屬感的願望，至少他以前努力合群卻沒成功的絕望已被一種自我滿足感所取代。一位即將與他分開的室友留給他一張不同尋常的便條，上面寫道：「我應當試著對你表達我無比的感激之情，一直以來，你給予了我莫大的友善和恩惠，為我樹立了完美的榜樣……我現在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我常對別人說的——如果我沒有對你說過——那個事實：我根本不配有你這樣一位密友。一想到你不得不和我做室友，我就為你感到可惜，因為無論是在能力、自信還是其他所有高尚優秀的品質上，我都要低你一等。」
這是一張曾被某傳記作家解讀成同性戀告白的便條。可能是的，至少，後來有人對韋爾奇表現出忠誠時只能被認為是「愛慕」了。不過不知為何，即使韋爾奇已不再年輕時，他也總能以一些難以名狀的方式，令人對他產生相類似的毫不冷卻的熾熱情感，他不費吹灰之力就做到了。他周身散發著無窮的魅力，賦予別人活力和希望。他用不著刻意維繫任何私交關係，更別說依附關係了。後人稱之為「領袖氣質」。
在班級中的排名使韋爾奇得到了在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的機會。在這篇題為《信仰的衰敗》（The Decay of Faith）的大學論文中，韋爾奇抨擊機械論科學將世界比作一台「不受上帝公正控制」的機器。當時是1870年，也就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10年後，韋爾奇在演說中試圖調和科學與宗教間的矛盾。
他發現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科學的本質就是不間歇的革命，任何對於事物「如何」發生這樣看似平凡的問題的新答案，都可能解開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從而將先前的秩序統統打亂，同時也對宗教信仰構成威脅。成年後，韋爾奇第一次親身體驗到了19世紀後半葉的許多人所感受到的痛苦，科學以人類自己定義的秩序、沒有人能預知是什麼的秩序，對自然的安排和上帝的安排虎視眈眈，正如彌爾頓（Milton）在《失樂園》（）中所寫的那樣：「震驚了天外的混沌界和夜的古國。」
比起十幾年前他父親說過的那番話 ，韋爾奇在思想上落後了。他拒絕承認愛默生（Emerson）所說的人格神 ，也抵制一神論。他一再重申《聖經》所揭示的真諦的重要性，強調啟示無須遵循理性，並提出「人永遠無法依靠自己的智慧有所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