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9月12日，巴爾的摩音樂學院的禮堂中座無虛席，人們滿懷希望、心潮澎湃，卻又謹慎持重。儘管與會者中不尋常地出現一些女士，她們大多來自當地上流社會，但還是有記者描述道：「這裡卻不見衣香鬢影。」這次集會的目的非常嚴肅，那就是慶祝霍普金斯大學的創立。這所大學的領導者不僅想創辦一所新的大學，而且想改變整個美國教育。事實上，他們的目光更為深遠，他們計畫改變美國人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途徑。大會的主要發言人——英國科學家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正是這個目標的代言人。
這次會議引起了全國的重視，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許多報紙都派記者進行現場報道。會後，他們全文印發了赫胥黎的演講。
當時國家正處於戰火之中，一如既往；事實上它同時陷入了幾場戰爭，而且每場都有好幾條戰線，戰火隨著近代美國的錯誤路線不斷蔓延。
戰爭的原因之一是擴張和種族矛盾。在達科他，卡斯特（Gee Armstrong Custer）的第七騎軍團被抵抗白人入侵的印第安人送進了墳墓。而就在赫胥黎演說的當天，《華盛頓星報》（）頭版報道，「兵強馬壯的敵軍蘇人」 ，已經完成了「一場礦工大屠殺」 。
在南方，白人民主黨試圖在重建時期 得到「救贖」以迎接總統大選，發起了另一場更重要但同樣殘酷的戰爭。在整個南方，原美國南方同盟的「來福槍俱樂部」、「騎兵俱樂部」和「來福槍隊」被組編成步兵和騎兵部隊。針對共和黨與黑人的一系列威脅、攻擊、私刑乃至謀殺已經昭然若揭。在300名黑人在密西西比的一個縣被非法殺害之後，一名男子深信，只有民主黨親口承認才能使世界確信他們的圖謀，他懇求《紐約時報》：「看在上帝的份上，把民主黨在大陪審團面前做出的證詞刊登出來吧。」
投票結果已陸續產生——那時並沒有統一的國家選舉日，兩個月後民主黨的蒂爾登（Samuel Tilden）以絕對優勢贏得普選，但他並未就任總統。身為共和黨人的戰爭部長不只是口頭威脅要「強行逆轉」投票結果，還派遣全副武裝的聯邦軍隊在華盛頓巡邏。南方人也開始考慮重燃內戰之火。國會成立了一個超憲法的特別委員會 來解決這場爭端，通過委員會達成的政治共識終於化解了危機。共和黨除了推翻路易斯安那、佛羅里達和南卡羅來納三州原先的選票結果外，還牢牢抓住了俄勒岡州那有爭議的一票，使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入主白宮。但他們必須從南方撤出所有的聯邦軍隊，並且停止干預南方事務，讓黑人可以自謀生路。
霍普金斯大學所涉及的這場戰爭雖然遠不那麼硝煙瀰漫、槍炮轟鳴，但其意義同樣深遠。它有助於對國家特性中的一個進行定義：這個國家在何種程度上接受或者抵制現代科學，或者退一步講，這個國家會變得何等的世俗，抑或會保持怎樣的虔誠。
上午11點整，一行人走上台階。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同赫胥黎相攜，首先上台。接下來依次是地方長官、市長及其他名人。當他們就座後，觀眾們馬上停止了竊竊私語，屏息期待著一個重大的宣言。
正值中年的赫胥黎中等身材，儘管他的頭髮已經變成了鐵灰色，鬍鬚也幾乎成了白色，但仍擁有一張可以形容為「具親和力的臉」。他看上去並不像鬥士，但他具備鬥士的冷酷。他的格言包括：「道德的出現就是為了徹底終結謊言。」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後來擔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他建議研究者「在真理前要像個小孩子一般，時刻準備放棄每一個設想。謙恭地跟隨自然到它引導的任何地方及任何深不可測的事物中去，否則你什麼也學不到」。他也相信學習有其目的性，並宣稱：「生活的偉大目標不是知識而是行動。」
赫胥黎言行一致，成為一名人類理性信仰的傳道士。到1876年，他已經成為世界上最早的進化論及科學的倡導者。確實，孟肯（H. L. Men） 說過：「正是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巨大轉變， 這種轉變是19世紀的里程碑。」當時，吉爾曼校長作了一個簡要介紹，隨後赫胥黎教授開始演說。
通常他的演講都與進化有關，但今天這個更是意義非凡。他講述的是知識探求的過程。霍普金斯大學有別於其他任何一所美國大學。因為它的目標幾乎只瞄準研究生教育和先進科學，所以董事會為其設定的競爭對手不是哈佛或耶魯（它們被認為不值得效仿），而是歐洲（尤其是德國）最好的學院。也許只有在美利堅這樣一個甚至還在建國的國家，才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僅有概念就已聲名遠播——甚至比它第一棟建築的奠基都早——的學校。
「他的聲音低沉、清晰而獨特，」 一位聽眾這樣描述，「聽眾們仔細聆聽著報告者唇邊流出的每一個字，不時報以讚許的掌聲。」而另一位說：「赫胥黎教授用了緩慢、精確而清晰的方式，以智慧和才能捍衛著自己的立場。他不會胡亂髮表意見，而是採取研究和縝密調查所用的深思熟慮的方式。」
赫胥黎稱讚了霍普金斯大學大膽的目標，闡述了自己的教育理論——這些理論很快就被詹姆斯和杜威（John Dewey） 所吸收，並且讚美霍普金斯大學的存在意味著「不管是政治還是宗教的派別，最終都不能」干涉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誠然，赫胥黎的演講在120多年後讀來似乎相當平淡無味，但赫胥黎和整個典禮給全國民眾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吉爾曼花了幾年的時間才慢慢擺脫其帶來的影響。當然，他同時也在努力完成赫胥黎所嘉許的目標。
這個典禮上有一個重要的詞確實未被提及：沒有一個與會者提到「上帝」這個詞，或者涉及上帝。這個明顯的疏忽使那些擔憂和抵制機械無神論的人心生反感。因為那是一個神學當道的時期：當時的美國大學中有近200個神學教席， 而醫學的才不到5個。當時的杜爾大學校長說，大量的研究和經驗足以使他斷言，只有宣講福音的牧師才可以擔當大學教授。
但這疏忽也如同一個宣言：霍普金斯大學將永遠追求真理，無論遭遇什麼艱難險阻。
沒有什麼領域比對生命的研究更需要真理，美國也沒有什麼領域比生命科學和醫學研究更落後於世界其他國家。所以特別是在這個領域，霍普金斯的影響將無法估量。
1918年以前，美國戰火連連，不僅國家依賴那些大部分（儘管必然但非全然）由霍普金斯大學相關人士實施的變革；軍方也將這些人組成了一支特殊力量，他們專註而訓練有素，準備痛擊敵人。
科學中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是：「我能知道什麼？」（What I know?）和「我如何得知？」（How I know it?）。
事實上，在第一個關於能知道些什麼的問題上，科學和宗教兩者就已分道揚鑣了。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哲學——認為自己能夠知道，或者至少論述了「為什麼」這一問題。
對於大多數宗教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歸結為上帝的安排。宗教的本性就是保守的，即使一個宗教推出了新的上帝，那也只是作了新的人事安排。
而「為什麼」這個問題對於科學來說卻過分深奧。科學認為自己只能研究事物是「怎樣」發生的。
當科學不僅僅致力於回答「我能知道什麼」，更重要的是改變其研究方法並改變「我如何得知」的答案時，現代科學尤其是現代醫學的革命開始了。
這個回答不單單涉及學術探討，它還影響了一個社會對自身的管理手段，影響了社會的結構及其公民的生活方式。如果一個社會將歌德所說的「言」看得至高無上，如果一個社會相信自己掌握真理並且無須懷疑自己的信仰，那麼這個社會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會發生變革。但如果它為質疑真理留有空間，那麼它就更有可能變得自由開放。
在更狹義的科學語義中，這個回答決定了個人探索自然的方式——一個人如何做科學。而且，一個人回答問題的方式，即他的方法學，與問題本身同等重要。研究方法為知識打下了基礎，並往往決定著一個人的發現。換言之，一個人研究問題的方法往往決定，或者至少限制了他的答案。
的確，方法學高於一切。例如庫恩（Thomas Kuhn）提出的眾所周知的科學發展理論，就屬於方法學。庫恩賦予「範式」（paradigm）一詞更廣義的用法，他指出：在任何科學中，在任意給定的時間點上，某種範式（類似於共知的真理）會支配人們的思維。還有人將他的概念應用到了非科學領域。
按照庫恩的理論，主流範式將會凍結科學的發展，它間接地通過製造思想障礙而使人們失去創造性，或者直接阻礙科學的發展（比如阻礙了對新觀點、特別是與範式相抵觸的新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