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是指魏晉時期的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竹林七賢」最初之得名，據說是由於嵇康、阮籍、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人結伴「集於竹林之下」。而關於「竹林之遊」的時間和地點，素來存在極大的爭議。甚至有人認為七賢真正聯袂作「竹林之遊」從未存在過，不過是後人附會上的一種名士形象。而「竹林七賢」也是先有「七賢」，「竹林」則是後人刻意所加。陳寅恪先生就持此種觀點，認為「竹林」是取自佛教名詞「Velu」之譯語，意為釋迦牟尼說法處，在東晉中葉後才被加於「七賢」之上，也就是說，東晉時才有「竹林七賢」的稱謂。
七賢「同游竹林」是否存在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東晉陶淵明在《群輔錄》稱七賢「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共為竹林之遊，世號竹林七賢」，這也是傳統史書中的記載。實際上，嘉平年間高平陵事變發生已久，阮籍、山濤等人均已經出仕司馬氏，七賢作為一個名士群體而言，已經瓦解分裂。此時，執掌朝政大權的司馬氏正為代魏自立做準備，大肆剷除異己，身為曹魏女婿又堅決不肯出仕的嵇康早就成為司馬氏的眼中釘、肉中刺。在如此險惡而微妙的政治環境下，七賢斷然不可能再攜手，來一次悠然自得、肆意酣暢的「竹林之遊」，因而七賢「同游竹林」如果真的存在，也應該發生在高平陵事變之前。
七賢共同的「竹林之遊」應當開始於王戎成年之時。根據他的生平記載，他大約十五歲時跟隨父親王渾出遊，得與阮籍相識，隨後即加入了嵇康、山濤等人玄談的行列。照此推算，「竹林之遊」開始確切的時間應該是在王戎與阮籍相識後，而地點也並非在傳統所認為的山陽，當在洛陽附近。由於不久即發生了高平陵事變，因而七賢結伴「同游竹林」即使真的存在過，時間也並不長久。因劉伶及阮籍詩文均有提及首陽山（邙山），本書選定首陽山竹林為七賢結伴遊覽之所。
「竹林七賢」本身就是一個深邃而有意味的話題。這七人個性迥異，人格有上有下，學術成就有高有低，然而他們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名士群體，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象徵。這個著名的名士群體能夠閃耀千古，成為一種文化的特徵符號，自有其出類拔萃之處，但魏晉時代的黑暗背景同樣起了不容忽視的襯托作用。「竹林七賢」是精彩的，唯獨只有存在於魏晉那樣一個時代下，才能成為當時新鮮覺醒的人格精神的代表。他們的才華、思想，抑或痛苦、彷徨，都只能屬於那個特定的時代。放眼中國歷史，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朝代，能夠容納這樣一群特立獨行的有著鮮明特點的人。「竹林七賢」的存在，只是一個歷史瞬間，正因為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瞬間成了永恆。鑒於此點，本書在《引子》及《外一章》對魏晉的時代背景作了詳細介紹，對故事及人物更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跳過這兩篇。
需要強調的是，《竹林七賢》沒有採取一個主角貫穿全篇的寫法，而是以魏晉交接之際為大背景，以故事作引線，記錄描述了這一特殊時期的諸多歷史人物的人生軌跡，大致類似於一幅連環畫。
魏晉士人多習慣以字相稱，因人物眾多，為避免混淆，本書作了簡化處理，多稱以名字，請喜愛原汁原味古風的讀者諒解。
另外，本系列叢書是歷史懸疑小說，歷史是大前提，所以儘可能地還原了歷史背景及風貌。也請勿以現代人的觀點來衡量歷史人物，因為人具有社會性，始終不能超越於時代。
本書是一本歷史之書，一本人物之書。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更是一本心靈之書，一本求索之書。願讀者能夠喜歡它，品味它。
《竹林七賢》與之前出版的《魚玄機》《韓熙載夜宴》《孔雀膽》《大唐遊俠》《璇璣圖》《斧聲燭影》《大漢公主》《和氏璧》《明宮奇案》《包青天》《宋慈洗冤錄》《柳如是》《釣魚城》《戰襄陽》《敦煌》《青花瓷》《交子》《開元懸疑錄》《江東二喬》共同組成了作者正在構思創作的「中國古代大案探奇錄系列叢書」。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支持，從第一本《魚玄機》到這一系列的即將終結，一路攜手，同舟共濟，如此長久的合作，也算是出版業較為罕見的例子。
吳蔚
2016年4月30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