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丘吉爾的言行，及其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這段驚心動魄的時日幾經周折做出的決策，改變了英國與歐洲的命運，他也因此留名青史。然而，有關他在經歷了論戰、自疑、內省、憂懼、絕望與搖擺後何以做出正確決策，何以迅疾找到恰到好處的語言向國人詮釋其思想、信念與情感，我以為，迄今尚未有人給予滿意回答。我撰寫本書，旨在把他的故事講得視角更廣、更多曲折衝突、更真實可信，總之，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
我為拍攝影片《至暗時刻》及撰寫該書做了大量研究，確信溫斯頓·丘吉爾於一九四〇年五月鄭重其事地醞釀過與希特勒媾和，儘管這聽上去令人反感。
我深知這個觀點不受人待見，我因之與幾乎所有更加深諳這段歷史的史家、評論家及其他學者抵牾。
儘管如此，結束本書前，我仍願列舉我以為是一目了然的事實，並附上認定丘吉爾從未真正考慮媾和一派的盛行的駁論。
首先，讓我們來看廣為接受的駁論。它的實質是，丘吉爾的確有過若可媾和則謝天謝地或同意「考慮」媾和之說，但這不過是其精明之策，意在爭取時間，絕非心聲，他的內心從未有過猶豫動搖。假如他的言語在戰時內閣聽來似為當真——駁論便如是觀——不過是計惑哈利法克斯，不讓他在重大關節辭任，因為如果他辭任，政府十有八九會解體。最後，要讓哈利法克斯、張伯倫這樣老謀深算的政壇高手不至於作梗，丘吉爾唯有演戲。
如此解讀多有破綻。
其一，無據可證，屬書生臆測。按克里斯托弗·西欽斯說法，對無據可證的所謂定論，斥之也可不必引證。
溫斯頓從未說過，他在使詐以求勝得大局。他當時沒這麼說，就是戰後，他有大把時間且聲譽愈隆，也沒這麼說。如果說，溫斯頓用計謀勝過哈利法克斯，但又出於謙虛讓這樁要事消弭於歷史，這種說法不符合我們所知的溫斯頓性格。怎麼看，他都是極度自戀之人。再者，他後來近於被神化，這時坦陳詐勝，也無損形象，反可添彩。如果我們以為他無心標榜自己，可別忘了他曾戲侃：「各派認為，最好別提過去吧，尤其是我提出要將過去寫入史冊時，更是如此。」
反駁爭取時間一說的第二條理由是，該說罔顧丘吉爾當時承受的內心、政界、軍界方方面面的壓力。當時，形勢危急：有人估計，德國人行將進攻英國（按丘吉爾軍事顧問估計，不過數日）；英國民眾如同魚肉；在法國戰場，德國兵力遠蓋英國（英軍若能全部撤離敦刻爾克，英德兩軍一比十；反之，一比一百）；在德軍進攻下，歐洲各國瞬間土崩瓦解；哈利法克斯獲張伯倫為代表的一干人力挺，主張和談，鑒於當時形勢，合情合理，很得人心。
更有哈利法克斯的辭任之挾，才使得丘吉爾暫緩腳步，重新掂量。哈利法克斯這類人若非堅信自己正確、溫斯頓錯誤，絕不會威脅要解體新立的政府；要無視這麼一位人物的信念，也非易事。
丘吉爾在諸如此類的巨大壓力之下，又幾無選擇。在此情形下，識時務者不會不慎重考慮，選擇考慮媾和總好過庶幾註定被殲滅的結局。
丘吉爾猶豫動搖一說——姑且如此界定——的反對者認定，彼時精神實則近於混亂的丘吉爾絕不會有如此令人不寒而慄的猶豫動搖；我突然想到，反對者這麼罔顧事實，該是忘了丘吉爾本人在加利波利戰役或僅早之幾周的挪威戰役中曾有過的鑄成災難的種種誤判。加利波利戰役的教訓讓丘吉爾對己有所認識。那些黑暗的教訓，在他一生揮之不去（雖則他對外否認心有疚意，包括他後來還稱，在那場戰役中英勇捐軀的將士令他倍感榮光）。
歷史並非只有他一個作者。一九一五年八月，某日下午，丘吉爾畫著風景，了無戒心，與身旁詩人兼外交家的威爾弗雷德·斯科恩·布倫特聊道：「我這雙手沾的鮮血多過油彩呀。」 此話暴露了丘吉爾難得一見的脆弱內心，尤其讓人藉此洞察其更為隱秘的負罪心理。人一旦自咎，則終至於自疑。可以肯定，一九四〇年五月下旬，自疑攫住了丘吉爾內心。當你既往大錯連連，一旦處於曾處的相似境地，再也不能自信滿滿。
一如前述，史家大衛·坎納丁也如此評丘吉爾：「簡單、激情、純粹，不擅欺詐詭謀。」 既然如此，那麼，為何在前後皆無據可稽的情況下仍執意認為丘吉爾五月這段時間在耍陰謀詭計？
持此說者集體偏執，似是不願接受偉人丘吉爾也會有常人的自疑心理。承受自疑之苦者絕非罪人。相反，我以為能自疑，繼而能不為自疑縲紲，接納並綜合異見，做出周全決策，有這樣能力的領袖方實至名歸，有真的領袖風範。
因此本書沒單薄扁平化丘吉爾，而是將他刻畫得更加偉大、豐滿。
至此，可以這麼設想，在就前述大事辯論時，在深知所說每字被錄時，丘吉爾確實口心一致，不誑今人，也不欺後人。
五月下旬的戰時內閣會議記錄讓我堅信，曾幾何時，英國看似或將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兵力，溫斯頓漸漸接受左右之諫，即只要確保英國獨立，儘管前景暗淡，尋求與納粹德國媾和也算可取之策。他知道希特勒會提出過分要求：中歐、法國聽任納粹永久統治，且須歸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獲得的部分德國殖民地。代價的確高昂，但顯而易見，議和漸漸被當作選項，這畢竟強過德國入侵甚或佔領英國，若後者成真，白金漢宮與議會大樓上空飄著的可就是納粹黨旗。
細讀溫斯頓五月間一連串辯論所用詞句的記錄，可清晰看到他曾有的不惜代價戰鬥到底的立場慢慢動搖瓦解，他愈來愈傾心於和談主張。回憶一下，那段時日的記錄中，他有過措辭各異然大意相同的表示：願「考慮」簽訂和約；樂於「商討」和談事項；如果和談能守住重中之重的條件，能藉此擺脫當前困厄，「便謝天謝地了」，「縱使代價是讓出［馬爾他與幾塊非洲殖民地］這些［英國］領地」，（如其在戰時內閣所說）縱使讓希特勒「獨霸中歐」。他確實（在國防委員會上建議）要求法國，只要法國不被德國當成進攻英國的橋頭堡，設若德國提出和談，法國盡可「接受」。前述摘自戰時內閣秘書紀要，讀來自然有如嚼蠟。比較而言，張伯倫日記的用語無疑精彩生動，寫道，一旦希特勒滿足他所列條件，丘吉爾準備「毫不猶豫地抓住」和談；為證明丘吉爾「毫不猶豫」，張伯倫日記透露，丘吉爾在對外保密的前提下，准允哈利法克斯與義大利駐英大使巴斯提亞尼尼於五月二十五日在倫敦晤談——丘吉爾希望墨索里尼斡旋，促成英國與希特勒議和。繼此晤談，丘吉爾又正式授權哈利法克斯起草致義大利大使函，進一步商議英法兩國與德國和談的條款。
說丘吉爾從未真將和談作為選項，上述之舉足以成為他曾妥協的力證。
我的觀點是，五月二十七日之前，溫斯頓與哈利法克斯、張伯倫之間的根本分歧不是是否該而是何時議和。溫斯頓認為，先讓納粹進攻英國，英國一旦挫敗他們的進攻，和談時便可占絕對上風。哈利法克斯和張伯倫堅稱，趁英國還有兵力，當下才是議和的最佳時機。何去何從，痛苦難擇，世界命運如何，一度就看雙方交鋒的最終結果。
所有領袖都需要運氣——他們需要的是這種運氣：他們的才能恰逢其時。
和平年代，溫斯頓絕無用武之地。他的稟賦是危急之秋及如何化險為夷時、需要勇氣及如何激發勇氣時、面臨風險及如何藐視風險時亟需的稟賦。比他更理智的人，決策時總不免擔心這樣那樣的後果，但他對這種負面思慮嗤之以鼻——他一生都持這種態度——也不屑於理解他人為何這般。甘願冒險是許多傑出領袖的共同人格，結局或顏面掃地或聲名鵲起；究竟哪種結局，最終取決於領袖是否下對了險棋。
丘吉爾經歷了左右搖擺、支吾囁嚅、徹夜踱步、思想紊亂、出爾反爾、太多令人怒火難捺的前後轉變、自我拷問、用心觀察、傾聽異見、反覆思度、權衡選項、盤算估量以及抑鬱無言，直到五月下旬，這才能面對英國民眾，說出經質疑淬鍊而得的堅定話語，選擇實該選擇的歷史正道。
他下對了險棋。
事實證明，一九四〇年五月的風風雨雨成就了這個男人。他為相最初幾周，相位不穩——他經受了為數不多的新領導人經受過的考驗——但就是在這期間，他發現了之前未發現的其實已化入骨血的領袖特質。這讓他受益終生，確保他躋身於真偉人之列，得以不朽。
正是在那個五月，溫斯頓·丘吉爾成為了溫斯頓·丘吉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