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歲後，周圍的熟人有些開始死亡，去火葬場的次數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歡在身上裝錢了，又瞌睡日漸減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
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貪戀位子，不吃粉涼便騰板凳；一定不要太去拋頭露面，能不參加的活動堅決抹下臉去拒絕；一定不要偏執；一定不要嫉妒別人。這些都可以做到，盡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了的卻是記憶啊，而且記憶越憶越是遠，越遠越是那麼清晰。
這讓我有些恍惚：難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現實的日子，一是夢境的日子？甚至還不忘消滅，一方面用兒女來複制自己，一方面靠記憶還原自己？
我的記憶更多的回到了少年，我的少年正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後期，那時中國正發生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對於文化大革命，已經是很久的時間沒人提及了，或許那四十多年，時間在消磨著一切，可影視沒完沒了地戲說著清代，明代，唐漢秦的故事，「文革」怎麼就無人興趣嗎？或許「文革」仍是敏感的話題，不堪回首，難以把握，那裡邊有政治，涉及到評價，過去就讓過去吧？
其實，自從「文革」結束以後，我何嘗不也在迴避。我是每年十幾次地回過我的故鄉，在我家的老宅子牆頭依稀還有著當年的標語殘跡，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廢棄了的小學校里，我參加過一次批鬥會，還作過記錄員，路過了偏不進去。甚至有一年經過一個村子，有人指著三間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說那是當年吊打我父親的那個造反派的家，我說：他還在嗎？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說：哦，都死了。就匆匆離去。
而在我們的那個村子裡，經歷過「文革」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還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經是一派很大的頭兒，他們全都鶴首雞皮，或仍在田間勞動，或已經拄上了拐杖，默默地從巷道里走過。我去河畔釣魚的那個中午，看見有人背了柴草過河，這是兩個老漢，頭髮全白了，腿細得像木棍兒，水流沖得他們站不穩，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趔趔趄趄，趔趔趄趄地走了過來。那場面很能感人，我還在感慨著，突然才認得他們曾經是有過仇的，因為「文革」中派別不一樣，武鬥中一個用磚打破過一個的頭，一個氣不過，夜裡拿了刀砍斷了另一個家的椿樹，那椿樹差不多碗口粗了。而那個當過一派很大的頭兒的，佝僂著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獨自喝酒，酒當然是自己釀的包穀酒，握酒杯的手指還很有力，但他的面目是那樣的敦厚了，脾氣也出奇的柔和，我剛一路過院門口，他就叫我的小名，說：你回來啦？你幾個月沒回來了，來喝一口，啊喝一口嘛！
那天的太陽很暖和，村子裡極其安靜，我目睹著風在巷道里旋起了一股，竟然像一根繩子在那裡遊走。當年這裡曾經多麼慘烈的一場武鬥啊，現在，沒有了血跡，沒有了屍體，沒有了一地的大字報的紙屑和棍棒磚頭，一切都沒有了，往事就如這風，一旋而悠悠遠去。
我問我的那些侄孫：你們知道文化大革命嗎？侄孫說：不知道。我又問：你們知道你爺的爺的名字嗎？侄孫說：不知道。我說：哦，咋啥都不知道。
不知道爺的爺的名字，卻依然在為爺的爺傳宗接代，而「文革」呢，一切真的就過去了嗎？為什麼影視上都可以表現著清以前的各個朝代，而不觸及「文革」，這是在做不能忘卻的忘卻嗎？我在五十多歲後動不動就眼前浮出少年的經歷，記憶汪汪如水，別的人難道不往事湧上心頭？那個佝僂了腰的曾經當過一派大頭兒的老人在獨自喝酒，寂寞的晚年裡他應該咀嚼著什麼下酒吧。
我想，經歷過「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過人或被人迫害過，只要人還活著，他必會有記憶。
也就在那一次回故鄉，我產生了把我記憶寫出來的慾望。
之所以有這種慾望，一是記憶如下雨天蓄起來的窖水，四十多年了，泥沙沉底，撥去漂浮的草末樹葉，能看到水的清亮。二是我不滿意曾經在「文革」後不久讀到的那些關於「文革」的作品，它們都寫得過於表
象，又多形成了程式。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我覺得我應該有使命，或許也正是宿命，經歷過的人多半已死去和將要死去，活著的人要麼不寫作，要麼能寫的又多怨憤，而我呢，我那時十三歲，初中剛剛學到數學的一元一次方程就輟學回村了。我沒有與人辯論過，因為口笨，但我也刷過大字報，刷大字報時我提糨糊桶。我在學校是屬於聯指，回鄉後我們村以賈姓為主，又是屬於聯指，我再不能亮我的觀點，直到後來父親被批鬥，從此越發不敢亂說亂動。但我畢竟年紀還小，誰也不在乎我，雖然也是受害者，卻更是旁觀者。
我的旁觀，畢竟，是故鄉的小山村的「文革」，它或許無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我可以自信，我觀察到了「文革」怎樣在一個鄉間的小村子裡發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從中國社會的最底層點起，那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卻怎樣使火一點就燃？
我的觀察，來自於我自以為的很深的生活中，構成了我的記憶。這是一個人的記憶，也是一個國家的記憶吧。
其實，「文革」對於國家對於時代是一個大的事件，對於文學，卻是一團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東西，它有聲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間，當年我站在一旁看著，聽不懂也看不透，摸不著頭腦，四十多年了，以文學的角度，我還在一旁看著，企圖走近和走進，似乎越更無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卻離山還遠。我只能依量而為，力所能及的從我的生活中去體驗去寫作，看能否與之接近一點。
燒制瓷器的那個古爐村子，是偏僻的，那裡的山水清明，樹木種類繁多，野獸活躍，六畜興旺，而人雖然勤勞又擅長於技工，卻極度的貧窮，正因為太貧窮了，他們落後，簡陋，委瑣，荒誕，殘忍。歷來被運動著，也有了運動的慣性。人人病病懨懨，使強用恨，驚驚恐恐，爭吵不休。在公社的體制下，像鳥護巢一樣守著老婆娃娃熱炕頭，卻老婆不賢，兒女不孝。他們相互依賴，又相互攻訐，像鐵匠鋪子都賣刀子，從不想刀子也會傷人。他們一方面極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面對著他們，不能不愛他們，愛著他們又不能不恨他們，有什麼辦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憐的族類啊，愛恨交集。
是他們，也是我們，皆芸芸眾生，像河裡的泥沙順流移走，像土地上的莊稼，一茬一茬輪迴。沒有上游的泥沙翻滾，怎麼能有下游靜水深流，五穀要結，是莊稼就得經受冬冷夏熱啊。如城市的一些老太太常常被騙子以秘魯假鈔換取了人民幣，是老太太沒有知識又貪圖佔便宜所致，古爐村的人們在「文革」中有他們的小仇小恨，有他們的小利小益，有他們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裡撲騰，卻會使水波動，而波動大了，浪頭就起，如同過浮橋，誰也並不故意要擺，可人人都在驚慌地走，橋就擺起來，擺得厲害了肯定要翻覆。
我讀過一位智者的書，他這樣寫著：內心投射出來的形象是神，這偶像就會給人力量，因此人心是空虛的又是恐懼的。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經開始，它不可避免地製造出一個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牽制的整個過程，這可以稱之為命運。
古爐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運，他們和我們就有了「文革」的命運，中國人就有了「文革」的命運。
「文革」結束了，不管怎樣，也不管作什麼評價，正如任何一個人類歷史的巨大災難無不是以歷史的進步而補償的一樣，沒有「文革」就沒有中國人思想上的裂變，沒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後的整個社會轉型的改革。而問題是，曾經的一段時期，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誰也沒了責任。是呀，責任是誰呢，尋不到能千刀萬剮的責任人，只留下了一個惡的代名詞：文革。但我常常想：在中國，以後還會不會再出現類似「文革」那樣的事呢？說這樣的話別人會以為矯情了吧，可這是真的，如我受過了5·12地震波及的恐懼後，至今午休時不時就覺得床動，立即驚醒，心跳不已。
有人說過很精彩的話，說因為你與你的家人和親朋在這個世上只有一次碰面的機會，所以得珍惜，因為人與人同在這個地球，所以得珍惜。可現實中這種珍惜並不是那麼就做到了，貧窮使人容易兇殘，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不要以為自己如何對待了別人，別人就會如何也對待自己。永遠不要相信真正，沒有真正，沒有真正的友誼，沒有真正的愛情，只有善與丑，只有時間，只有在時間裡轉換美醜。這如同土地，它可以長出各種草木，草木生出紅白黃藍紫黑青的花，這些顏色原本都在土裡。我們放不下心的是在我們身上，除了仁義理智信外，同時也有著魔鬼，而魔鬼強悍，最易於放縱，只有物質之豐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備，宗教之提升，才是人類自我控制的辦法。
在書中，有那麼一個善人，他在喋喋不休地說病，古爐村裡的病人太多了，他需要來說，他說著與村人不一樣的話，這些話或許不像個鄉下人說的，但我還是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