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先是習慣性的想反駁，表示西方世界對東方並沒有成見。
但他稍微琢磨了一下，再想了想面前這人的身份，又覺得狡辯毫無意義。
「這成見放不下。但單純的以語言結構來概括東西方世界的差異，顯得有點偏頗了。」
陳鋒搖頭，「當然不能只說語言結構，不過東西方學者關於兩種思維模式的文明差異解析已經寫得很多，講得很透徹了。我個人的看法是，一切現狀都不能脫離歷史孤立的下結論。」
「不否認近幾百年來東方的落後。但我們可以假定一個場景，如果東方不曾落後，在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東西方就保持高度信息互通。你覺得現在的世界會是怎樣？」
牛津教授想了許久，覺得想像不出來。
當然也可能是他不想答。
陳鋒笑了笑，「我可以再告訴你一個更『虛偽』的答案。我們甚至可以再去做一個問卷調查，我相信，80%以上的漢語母語者都會選同一個答案。如果東方不曾落後，世界會更好，和平也將不再是幻想，說不定人類命運共同體早已成真，人類現在已經很認真的琢磨著火星殖民的事了。」
牛津教授：「那是你們在美化自己的人性。你們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已。」
陳鋒攤手：「我先前與您分析了漢語和英語的快慢思維結構的差異化。你難道沒意識到，具備快速思維的漢語母語者的世界觀很難被別人塑造嗎？我承認所有國家裡主要流通的信息都有一定被系統化加工的性質。」
「但快結構母語者獲取信息的速度更快，每天獲取到的信息面更大。實施信息加工的人的立場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哪怕我們接收到的依然是被加工的信息，但其加工方向是多元化且辨證的。」
「在漢語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人和任何勢力可以精準的塑造漢語母語者的世界觀。我們能有現在的民族自信，形成現在這樣的世界觀，靠的不是誰給我們塑造，而是我們已經傳承了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以及我們每個人每天更主動的吸收的大量信息。」
「漢語母語者的自信和自律，正源自其從小到大快速吸收的大量多元化信息。中華文明以搞建設而著稱，也正是因為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很快就能完成基礎知識積累，開始為社會和文明創造財富。」
「我們的普通人的目光也能更腳踏實地的落足於眼前，而不是總去想那些虛無縹緲的未來。相反，英語母語者明明應該更好的打算未來，現在卻完全沉浸在超前消費的陷阱里，究竟是誰的錯呢？」
牛津教授表示不服，「如果東方領導世界，一樣會有掠奪剝削和壓迫。」
陳鋒：「掠奪的確是人類的天性之一。但實施掠奪的人不同，造成的結果也不同。一個擅長建設的文明，在掠奪他人時想的往往不是竭澤而漁，而是互利共贏。我們肯定也要吃大頭，但我們會給被掠奪者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
「在我們的模式之下，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財富是增值放大，而不是單純的從A地區被轉移到B地區。我們的剝削是良性的剝削，已經不能稱之為剝削，而是共贏，又可被稱之為可持續發展。」
可憐的牛津老教授竟尷尬的發現，自己辯不過眼前這年輕人。
他起初有些惱怒，但心情很快平復。
這種時候，又是陳鋒在學術界的江湖地位起到了效果。
別人對他的話容忍度總會更高些。
在補完漢語母語地區的問卷調查報告後，這位牛津教授的項目宣告大獲成功。
但他卻並不開心，甚至拒絕了陳鋒把調查樣本進一步放大到一千萬人的邀請，帶著自己的團隊回了國。
陳鋒倒也沒故意拿腔拿調，很熱情的把對方送上飛機，並表示星鋒研究院也會成立社科類和經濟學類的下屬研究機構，再向對方發去了一份十分正式的加盟邀請函，禮節周到，無可挑剔。
回公司後，陳鋒一邊掃著國際新聞，一邊更認真的整理著自己的思路。
雖然他在別人面前嘴很硬，各種吹捧漢語母語，但其實他也很清醒的認識到，自己作為文明領袖不能一昧的只看著別人的短處，忽略自身的弊端。
自己考慮問題必須更辨證，更理性。
其實兩種語言各有優劣，也都有其誕生的必然性。
無論何種膚色的人種間均無生殖隔離，人類共用一套基因體系，大腦結構也幾乎完全一致，卻在歷史演變中微妙的產生了兩大類截然不同的語言結構。
只有一個原因，文明的本能需要。
這本就是人類競爭本能的驅使。
兩種快慢程度截然不同的語言結構各有優劣。
在慢思維的社會中，底層人民往往更比較無知。
因為信息獲取速度慢，以及信息獲取的時間成本偏高。
但從事學術類工作以及專業工作的英語母語者，可以用更多的累積學習時間彌補學習效率偏低的缺憾，並獲得更牢固的知識體系。
慢，則意味著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有更多時間審慎的思考。
在快思維的社會中，底層人民更容易獲得基礎的信息，民眾的智力開化程度相對更高。
但缺點是如果是非專業人員，快思維的人口的多方面知識架構並不牢固，俗稱門門通樣樣瘟。
因為快節奏的知識體系搭建得太快，根基不夠牢固。
漢語母語者學東西要淺嘗輒止很容易，但如果要學問大成到無懈可擊，則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去鞏固知識體系，慢慢夯實基礎。
用量子思維的角度去理解，便是快速建立的碎片化記憶小螺旋需要更多次重複鞏固，才能形成更穩定的規律。
這個重新夯實基礎的時間，其實比英語母語者短不了多少，基本一致。
可能有部分天才會表現出個體差異化，但陳鋒會從更全面的整體框架考慮問題。
因此在基本合格的中上層知識分子層面，快思維的專家級學者佔比更高。
但在頂級知識分子的層面，快思維結構吃到的效率紅利被吐出來了。
目前全球頂級科學家中漢語母語者佔比較低，甚至遠低於五分之一的人口比例。
對於這種差距，比較外在的說法是國情差別。
因為快思維的主體——中國目前是在扮演追趕者的角色，並且在追趕的過程中始終需要面對慢思維社會構建的科學封鎖線。
在很多領域內的相對落後是客觀事實，不因個人意志而轉移。
大部分出生在漢語環境中的學者必須先突破封鎖線，才能獲得真正的頂級知識，快思維的中國比慢思維的歐美多了一重困局。
比較唯心的說法便是陳鋒這所謂的語言決定思維模式論。
快思維的社會結構里普通民眾的基層知識更好，但在頂層的階段，快思維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效率衰減。
理論上，如果快思維母語者本身性格比較沉穩，在學習和累積知識的過程中也能做到慢思維者那樣一步步夯實基礎。
但這又多了個性格沉穩且堅韌的先決條件，因此從比例上講，慢思維的確容易出中堅層的知識分子，並導致頂級知識分子的數量比例出現差距。
在頂級知識分子的人數上，快思維母語結構的人稍微落後。
原因很複雜，也很多方面，陳鋒現在也只能執拗的認為無論何種母語，登頂時代知識終點的難度是一樣的。
只是現實世界裡錯綜複雜的外部環境最終導致了如此結果，所以他也只能以既辯證又唯心的想法來看待世界。
他認為，最完美與省力的捷徑，是將兩種語言的環境完美融合到一起，讓後人在成長過程中不分快慢結構的思維。
這是先天的融合。
在他身邊有個最鮮活的案例。
從小就生長在雙語環境，母語根本不分中英的青年學者賴恩。
誠然，賴恩的成功與他個人的天賦和努力脫不開干係，但他的存在起碼也給陳鋒奠定了信心。
同時陳鋒也要追求後天的融合。
真正的學問家可以跳出先天母語環境的束縛。
幼時生長在漢語環境，在成長階段進入英語環境，然後以極強的學習能力熟練掌握英語，並將兩種語言的優勢匯合到自己一人的腦子裡。
這種後天的完美融合可以選出的代表人物更多，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童第周等人。
陳鋒覺得這也不錯，起碼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但或許有人會質疑他，對他的看法表示不服，並諷刺他，「你是不是認為純漢語環境出不了大學問家？」
陳鋒則只能無奈的表示，有，但數量和質量還不夠讓人滿意。
並且全球化的意義就在於融合，你非要退融合，只守住自己的語言，那不是開歷史倒車，閉關鎖國？
每種語言都代表了一種寶貴思想，每種思想都自有其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