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仁之亂走向長期化、大規模化，兩軍都拚命從鄉村徵兵。幕府直接向鄉村管理者下達命令，是從應仁之亂開始的。這很好地表現出了總動員體制中，鄉村政治地位上升的狀況。另一方面，僅僅靠單方面、強制性的命令，鄉村是不會聽從的。文明元年（1469）十一月，畠山義就和西軍一方的西岡眾約定，把寺社本所領莊園四分之一的田租收入轉交給他們，以此為利，慫恿他們參戰。據此，東寺下屬下久世庄的公文久世氏向東寺索取四分之一的田租。
不過以上事例終歸只是給予鄉村的管理者個人糧食，應仁之亂中，也出現了向鄉村提供糧食的事例。其中最早的例子是文明元年六月，東軍賞賜給山科七鄉（今京都市山科區，由莊園領主各異的七個本鄉和九個組鄉構成）的半濟政策。（《山科家札記》）對鄉村給予的半濟，指的是田租免除一半 。因田租減少而困擾的是寺社本所，也就是莊園領主，武家是不會感到心痛的。因此，武家勢力胡亂髮出半濟給予的命令。
應仁之亂中，通過半濟給予來婉轉地提供報酬以向鄉村徵兵的方式，得到了普及。戰爭結束後，每當戰亂爆發，通過半濟給予實施軍事動員的現象必然存在。鄉村反過來利用這點，即便在武家勢力不承諾半濟給予時也要求他們提供半濟，也就是減租，作為軍事協作的代價。武家勢力收到寺社本所的悲訴，命令停止半濟，但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鄉村要求半濟，基本上有要求軍功賞賜的特點，但不僅僅如此。戰亂、天災爆發時，為政者有義務實施善政，解救困苦的黎民，這是中世社會的普遍觀念。正如田中克行所說，在當時的認識里，戰時的半濟屬於「德政」的一部分，民眾要求減租，是理所應當的。近世初期出現了「弓矢德政」 這個概念，戰時的半濟給予政策簡直稱得上是先驅。
事實上，應仁之亂中，只有京都周邊沒有發生土一揆，其他地區都時不時出現。文明四年襲擊了奈良的土一揆就是一例。我們來看備後國（今廣島縣東部）的例子。應仁之亂初期，西軍在備後國處於優勢，因此應仁二年（1468）十一月，與父親山名宗全不睦而投靠東軍的備後守護山名是豐親赴備後。（《碧山日錄》）東軍於是捲土重來，次年，即文明元年，西軍被從備後驅逐出去。
這時，備後爆發土一揆，要求實施德政。這次土一揆應該是東軍在與西軍大內軍作戰失敗之際煽動起來的。因為他們以要求德政為名發起暴動，可能東軍許諾了實施「德政」。
這裡的「德政」具體是什麼東西呢？根據具體狀況考慮，譬如說從西軍那裡借來的米錢不用還了，或者取回自己的擔保物或抵押的土地，應該就是這樣的內容。在中世，未繳納田租被視作對領主負債，那麼禁止西軍來催促交租，並承諾減免田租是有可能的。
利用德政進行的軍事動員在應仁之亂後也存在。永正元年（1504）九月，藥師寺元一固守淀城，發動對主君細川政元的叛亂。細川軍出征討伐藥師寺元一後，京都爆發了土一揆。對此，幕府一面發布德政令，對土一揆採取懷柔之策，一面對京都周邊的鄉村以半濟免除為條件，實施軍事動員。以土一揆軍為首，京都居民及近處的鄉民，在幕府軍的率領下進攻淀城，大破藥師寺元一。（《後法興院記》《宣胤卿記》等）
永正八年八月，尊奉足利義稙的細川高國（野州家出身，細川政元養子）與大內義興在船岡山之戰中擊敗細川澄元（贊州家出身，細川政元養子），佔領京都，次月就爆發了土一揆，於是剛剛建立新體制的幕府不得不發布德政令。（《實隆公記》）正如足利義教死後襲擊京都的土一揆所說的「換代的時候要實施德政，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中世人有一種社會觀念，認為為政者更替之際，所有權關係和借貸關係等此前既有的社會關係都應該被清算。毫無疑問，永正八年的土一揆是趁京都混亂時發動的，但應該也打出了要求「換代德政」的旗號吧。前面提到的備后土一揆，也是趁統治者由西軍改變為東軍的當口開始的，並不單單是被東軍組織起來的產物，可能也是意識到了「換代德政」的結果。
武家一方在「政權更替」時也積極地發布德政令。文明九年，從京都歸國的大內政弘於次年進攻北九州，從少二氏手中奪取筑前。大內政弘於是在十月，於筑前發布了德政令。（《大內氏掟書》）這個德政令是針對應仁之亂中支持大內氏的筑前國人發布的，所以這次德政的一個特點是作為軍事動員的報酬，但並不單單如此。這次德政令中，文明十年八月十七日以前的借據被判為無效，因此這次德政令其實也是對舊統治者少二氏時代締結的借貸關係的否定。這不僅僅是為了強化「政權更替」的印象，也是通過廢除筑前國人與少二氏相關人員的債務，來消除少二氏的影響力。換言之，德政令的發布，是佔領行政的一部分。
這種以戰爭結束和政權更替為契機的德政令也被戰國大名所繼承。提到德政令，總伴隨著某種不負責任的印象，但在重新整理土地所有權關係這一意義上，與檢地 有相通之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領國政策。
戰國大名為了防備日常的戰亂，在修造城郭時需要從鄉村徵發民夫（普請役），戰時也會徵發運輸物資的民夫（陣夫役）。當大名的領國整體面臨侵略危機之時，也會向鄉村農民徵兵。既然要實施這樣的總動員體制，戰國大名就必須為了維持鄉村的運行而在民政上下功夫。這就與大名把領國的管理委任給守護代以下，自己在京都獲取收益的室町時代大為不同了。
後北條氏曾向鄉村發布大量文書，正如這一典型例子一樣，與鄉村、百姓直接面對面，這是戰國大名與前代當權者的最大不同。而這樣的社會動向的出發點，就是應仁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