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於杜伊勒利宮王后樓梯的頂頭，有一系列供音訊交流的房間，每天房間里都擠滿了文員、秘書、信使，還有部隊軍官、伙食供應人員、公社官員，以及法庭官員：穿靴子的和帶踢馬刺的政府信使，等著從這套間的最後一個房間裡頭傳來快訊。朝下看吧：外面有大炮，還有一列列士兵。最頂頭的房間曾經是末代國王路易的私人辦公室。這裡你不能進去。
這個房間現在成了公共安全委員會的辦公室。該委員會的存在是為了監控部長委員會，是為了加快該委員會的決策。在現階段，人們把它叫作丹東委員會，他們感到納悶，在這間綠色的密室里，牆紙也是綠的，他把雙肘撐在巨大的橢圓形辦公桌上，上面蓋了塊綠布，他在幹嗎呢。他覺得這個顏色叫人喪氣掃興，令人心煩。他頭頂上的水晶枝形吊燈發出叮噹叮噹的聲音；裝了鏡子的牆面映出他那公牛般的脖子和帶著疤痕的臉。有時候，他朝窗外看去，遠眺各種花園。在路易十五廣場，這個廣場現在叫作革命廣場，砍頭的機器已經運轉。從這個房間里，每當他為和平進行談判的時候，他就想像，他可以聽到桑松謀生的聲音；聽到機器上運轉著的零件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還有鍘刀咔嚓的聲音。眼下，是部隊軍官們；至少說，他們應該知道他們該怎麼去死。
四月份有過七次行刑；這些數字，毫無戲劇性的變化，要增大。地區委員會要為高喊著逮捕人做好準備，他們辦理指控的速度非常迅速，認為，就這樣吧，一個人是不冷不熱的愛國者，是貴族的同情者，是黑市的牟利者，或者是神父就行。房屋搜查，食品問題，徵兵，護照，責難：地區委員會要在哪兒辦好逮捕的手續，公社的那些好差事要從哪兒開始，這真難以知曉。有一天，皇宮被警察用警戒線圍了一圈，不讓人靠近，所有的女孩們被趕在一塊兒。她們的身份證被拿走；有個把小時左右，她們站著，一小群一小群地圍成了人牆，擋住了抓捕者，她們的臉上施粉之後，硬硬的，一副了無希望的樣子；之後，她們的身份證重新發還給她們；她們被告知，她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這是有驚無險的皮埃爾·肖美特恐怖。
從這裡，他得要觀察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英國人和瑞典人；俄國人和土耳其人，還有，福芙格·聖-安東尼派；里昂、馬賽、萬戴派和公共畫廊；在雅各賓派俱樂部的馬拉和在科德利埃俱樂部的埃貝爾；公社和區委員會，還有革命法庭和新聞出版。有時候，他就這麼坐著，想起自己過世的妻子。他無法想像，少了她的夏天將是什麼樣子。他非常疲憊。他看似遠離了雅各賓派，遠離了委員會晚上召開的會議。一些人說，丹東正在讓他的聲譽下滑：他在自暴自棄。其他人說，他不敢。有時候，羅伯斯庇爾過來看看他，驚驚怵怵的樣子，一邊發著哮喘病，一邊不停地扯拉穿得非常一絲不苟的服裝的衣袖和衣領。羅伯斯庇爾正在變成他本人的一幅漫畫，露西爾評論說。丹東不在家的時候，小路易絲就在他身邊轉來轉去的，他跟德穆蘭一家人在一起，幾乎是跟他們在一起生活了，如同卡米爾曾經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生活一樣。
眼下，他追求露西爾變成了一種形式，一種習慣。他開始明白，她與他為了獲得家庭舒適才需要的、懇切忙碌而又簡單的那些女人是多麼不同。讀了一天的盧梭作品之後，她總是宣布從首都退休，去過田園牧歌式的生活計畫，把他們駕車帶到鄉下，孩子會因為與他們的爺爺奶奶分別哭呀喊呀；在鄉下，她總會為孩子的教育起草規劃。她的頭髮順著肩流水般地垂下，頭上戴一頂碩大的草帽，在草地上做一點點半調子般的除草活兒，以此來接近大自然。下午在花園中的一棵蘋果樹下的鞦韆上她會閱讀一點詩歌，然後，到了九點鐘就上床睡覺。
兩天過去了，羅伯斯庇爾的教子大喊大叫得令她發瘋；她一邊發布有關派人送些新鮮雞蛋和色拉過來的雞零狗碎的命令，一邊快速奔回到科德利埃大街，一路上，為錯過了她的鋼琴課，或者為了她丈夫是不是已經離開她在擔心。你看上去完全像個失敗者，她總是這樣惱怒地對他說；你一直在吃什麼呢，你一直在跟誰睡覺？之後的一個星期便是聚會和熬夜；孩子離開首都到外婆那裡去了，護士迅速地跟在後面。
今天她的心境不同了，老早就在那張藍色長沙發上坐好了位置；她把自己裹在白日的夢幻里，太深了，無人敢來打攪她；無人敢說一個詞。有一天，她從夢裡驚驚怵怵地說，喬治-雅克，你知道嗎，我有時候覺得，我也許完全把革命幻想化了，這似乎太不大可能成為現實。還有卡米爾，如果他是我簡單杜撰的什麼人物，是在我天性深處喚起的一個幻影，是解決我的不快不滿、幽靈一般的第二個自我，那麼結果會怎麼樣呢？
他想到了這一點，然後想到了他本人的造化：兩個死去的孩子，一個被殺害的女人，他相信，她是被自己的不仁不善給害死的；想到了他的和平計畫的流產，現在想到了他的革命法庭。
法庭坐落在司法宮殿的邊上，位於一間與巴黎古監獄 相鄰的大廳內：哥特式風格的大廳，雲石板鋪面。法庭庭長蒙塔雷性格溫和，不過，在必要的時候，他會被別人取代。到了後面的秋季，我們將要看到副主席仲馬的情景，一個紅臉紅髮男人，有時候處於醉醺醺的朦朧狀態，在旁人的扶持之下坐上了位置。他主持審判，面前總有兩把子彈已經上膛的手槍擺在桌上，還有，他位於塞納街上的公寓像座城堡。
法庭有一批陪審員，他們是被證實了的愛國者，是由國民大會挑選的。羅伯斯庇爾的醫生蘇波爾畢耶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法庭、在他的醫院和他最重要的病人之間奔走，分散精力。莫利斯·杜普萊也是一位陪審員。他討厭這份差事，在家中，他對此事從來閉口不提。另外一位，公民雷諾丹，是個干小提琴製作行當的，是在某天晚上在雅各賓派俱樂部造成突發暴力事件的傢伙，那是一起毫無原因，但卻令人膽戰心驚的事件，這樣的事件在這些日子裡經常發生。他敢於叫板公民德穆蘭，在對邏輯感到絕望之後，他突然向德穆蘭發起攻擊，把他從房間的一頭打到房間的另一頭。他遭到大廳招領員的一頓暴打，被野蠻粗暴地從法庭拖出去之後，人們甚至還聽到他那怒不可遏的咆哮聲蓋過公共畫廊里的喧囂聲：「下一回我要把你殺了，下一回我要把你殺了。」
檢察官是安東尼·福奎爾-汀威爾，一個辦事利落、長得黑黝黝的男人，他一向佔有道德領地：作為卡米爾的堂弟，他不是如此善於炫耀的愛國者，而是一個勤勉得多的人。
該法庭經常無罪釋放：起碼，在早期的這些日子裡是這樣。就拿馬拉當個例子來說。他受到吉倫特派的指控，公民福奎爾只是敷衍了事，法庭里擠滿了從街上過來的馬拉派人。該法庭否決了這個官司：一群唱著歌喊著口號的暴民把被告人舉到了肩頭那麼高，進入國民大會，走過大街，進入雅各賓派俱樂部，在那裡，他們把這個咧嘴笑著的、瘦小的、蠱惑人心的煽動者坐在大會主席的椅子上，加封為王。
五月，國民大會從騎術學校遷到以前的杜伊勒利宮劇院，為此，劇院被重新裝飾。一點兒都沒有粉紅色概念，有酒窩的愛神丘比特，盒子猩紅色的曲線、敷粉和香水，還有絲綢的沙沙聲。想一想這番情景吧：筆直的線條，垂直的角度，戴石膏皇冠的石膏雕像，用石膏花冠和石膏橡樹做成的石膏雕像。一個供發言人用的正方形講壇；講壇後面，懸掛著水平的三面巨大的三色旗幟；講壇邊上，是已逝斯人的紀念像，勒拜樂蒂爾的上半身像。代表們在層次分明的半圓形會場就座；他們沒有辦公桌和飯桌，因此，也就沒有地方可以寫字。大會主席有手搖鈴、硯台、摺疊本；當三千名造反派從福布格大街潮水般地湧入，在他下面的地板上到處亂跑的時候，他們用到他的時候很多。陽光透過幽深的窗戶窄窄地溜了進來；在冬日的下午，一張張臉龐影影綽綽的，與毫無敵意的長凳子分辨不清。掌燈時分，這種效果真有魑魅魍魎般的恐怖；他們在地下墓穴中審議，指控從看不見的嘴中一點點地滴下。在更加幽深的昏暗之中，公共畫廊在狂喊狂叫。
在這個新大廳內，各路派系在他們原來的位置上重新組合。屠戶雷讓德勒大聲沖著一個布利索派的人叫嚷道：「我會把你宰了！」「說我是一頭公牛，首先，」這位代表說，「要通過法令。」一天，一位布利索派的人踉踉蹌蹌地爬了九級台階，尷尬地走上講壇：「這簡直像爬上斷頭台啊，」他抱怨道。左邊的人感到開心，沖著他大嚷大叫：把這個綵排用好。一位睏倦的代表把手放到頭上，看見羅伯斯庇爾在注視他，連忙把手放下：「不，不，」他說，「他會以為我在想別的心思哩。」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代表——也有一些代表，雖然在公共場合引人注目——總是臉都不刮，領結也不繫上，外套不穿就拋頭露面；或者，在氣溫升高的時候，他們總是丟掉上流人士的這些標誌。他們裝出那些男人的作風，那些以在後院水泵下沖澡的方式開始他們早晨的男人；那些在去干十個小時的體力活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