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雅克·丹東：「名聲是個婊子，談論子孫後代的人乃虛偽之徒和蠢貨。」
現在我們碰到了一個問題。這個敘事他應該有個角色，這在當初沒有料到。可時間逼人哪；問題又層出不窮，再過兩年稍多一點時間，他將死去。
丹東沒寫，他也許拿著一摞筆記走進了法庭；我們已經再現過這樣的場面，虛構的，但有可能會發生。這些案子的記錄都已散佚。他從沒記過日記，只寫過為數不多的信：也許，除了寫過那類甫一收到即被撕碎的信吧。他不信任他也許在紙上表達過的決心，因為那是他的臨時看法，他也不信任長期誘惑。他可以在被三色覆蓋的委員會桌子上劃清他的界限；其他人做會議記錄。如果在雅各賓派俱樂部有什麼觀點需要強調，在科德利埃俱樂部有愛國怒氣需要發泄，大家要等到周六才能看到他的講話的重新表述，他們還會發現，雖然講話經過了許多潤色，刊登在卡米爾·德穆蘭的報紙用灰紙做成的封面之間，但是還是有不少的惡語謾罵。在興奮的時候——屢屢有這樣的次數——這份報紙的各種臨時版本總是被扔在一起，一周出版兩次，有時候每天一次。如丹東所見，卡米爾性格中最為奇怪的一面就是，他在每一個空白之處都要塗鴉；他每次見到一張沒人用過而且對人無害的、老老實實的紙，他總要對它施加迫害，直至紙上寫滿黑壓壓的單詞，然後再塗寫這些單詞的姐妹們，如此這般，對摺的一疊紙就被他從頭寫到了尾。
當然，自從大屠殺以來，這份報紙不再出現。卡米爾說，他對最後期限、沖印刷工人發火的脾氣和排版錯誤感到噁心難受。他把原先的催逼情況變成了自由撰稿。這倒不是個弊端，只要他每周創作出和丹東說的話語同樣多的語詞就行。從現在到他的事業結束期間，丹東要做無數的演說，有些演說持續幾個小時之久。他邊走路邊在腦子裡構思。也許你能聽到他的聲音。
九月我從英國回來了。大赦是舊國民大會所採取的最後一次行動。我們應該本著和解精神開啟這個新時代——或者一些諸如此類的神聖話語吧。你將會看到和解是如何成功達成的。
今夏發生的很多事件傷害了愛國者們——差不多，在許多場合——我回到了屬於保皇派的巴黎。國王和他妻子又一次在大庭公眾場合露面了，而且還得到了人們的歡呼。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為此感到難過彆扭。我向來是個慈祥和藹之人。我不需要告訴你，我的那些科德利埃派中意志堅強的朋友們的感覺跟我不一樣。自1788年以來，我們已經走過漫長的征程，那個時候，我知道的僅有的幾個共和派只有比勞德-瓦恩尼斯和我親愛的、打不倒壓不垮的卡米爾。
關於拉法葉特（我很抱歉，我還沒法習慣於叫他莫迪埃。）離開首都這件事，我感到有些高興，但是為時過早。要是他出走國外，我個人會下令燃放三天的煙花，會在我們河流的這一邊自由地做愛；然而此人現在跟我們的敵人站在一道，一旦我們遇上戰爭，在六個月或者九個月之後即將爆發的戰爭，我們又將把他變成民族英雄。
十月，我們討厭的愛國者傑羅姆·裴迪昂當選為巴黎市長。另一位候選人是拉法葉特。國王的妻子對這位將軍恨得太深了，為了保證裴迪昂當選，她改天換地了——裴迪昂，請你注意，是個共和派。我把這件事當成我要證明女人在政治上無能的最好例證。
當然，我不清楚裴迪昂是靠王室領取工資，這僅僅是有可能。這些日子裡，有誰會去跟蹤記錄呢？他堅信，在從瓦恩尼斯回程的途中，國王的姐姐愛上了他。為此，他已經使自己變得滑稽好笑了。臉上沒有任何怪異表情的羅伯斯庇爾沒有彙報他的情況，我感到驚訝。順便說一下，新的流行口號是：「要麼裴迪昂，要麼是死亡！」卡米爾在雅各賓派俱樂部大聲發表評論說，「不大算得上是個良好選擇」，結果換來的是幾張奇醜無比的臉。
突然被擢升，傑羅姆感到完全頭暈目眩了；當他堂而皇之地接待羅伯斯庇爾，強迫他坐下吃完一頓宴席時，他犯錯了。最近，卡米爾對羅伯斯庇爾說，「過來吃晚飯，我們有極其好的香檳。」羅伯斯庇爾回答道，「香檳是自由的毒藥。跟你的老朋友說話，這算什麼方式呢！」
我沒能被選入新國民大會這件事令我感到失望。出現這樣的情況——原諒我吧，如果我的口氣聽起來像是羅伯斯庇爾的口氣——是因為反對我的人數多；因為我們沒有修改限制性質的選舉權利。如果我從街頭百姓那裡尋求授權，我可以當國王，如果我要當的話。
不過，我從來沒有聲稱過我無法實現這一願望。
我為我自己感到失望，同樣也為我的朋友們感到失望。他們一直在為我賣命啊——卡米爾，當然，特別是法布爾——眼下，我成了唯一讓那個天才衝垮我們時代的渠道了。可憐的法布爾啊：不過他還有用場，照他的方式來看，他蠻能幹的。獻身於丹東的進步事業，他身上的這個特點我更喜歡，勝過其他所有人。
輪到我的時候，我希望獲得一個職位，這樣我可以對他們有用了。這麼說吧，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幫助他們實現他們的政治抱負，提高他們的收入。別裝作感到震驚，或者裝作這不過是擺擺樣子。正如我們的婆娘們所言，我向你保證情況總是這樣。除非有適當的報酬，沒有人願意謀求職位的。
選舉之後，我去阿希斯待了陣子。加布麗艾爾有望在二月份生孩子，眼下需要休息靜養。一個人在阿希斯無事可做，除非他喜歡干農活兒，就我有限的了解而言，她不喜歡。遠離巴黎似乎是一段過得美好的時光。羅伯斯庇爾在阿拉斯（利用他省份的口音，我冒昧地猜），可我覺得，如果他能放手不管，我可以做成同樣的事情。巴黎不是令人特別地愉快。布利索呢，在新國民大會有許多朋友，正忙於尋求與歐洲列強開戰政策上的支持——這是一項具有如此巨大風險而且並不妥當的政策，我試圖跟他辯論的時候，我變得完全語無倫次了。
現在，在阿希斯，我母親和我、我繼父、我未出嫁的妹妹皮埃爾蕾特、我的老護士、我的大嬸、我姐姐安妮·瑪德琳、她丈夫皮埃爾，還有他們的五個孩子，一起都在我的屋檐下。這樣的安排雖說喧鬧，但是一想到我能以這樣的方式給我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我就感到心滿意足了。我已經完成五塊地的購買交易，包括一些林地在內；我已經把我的一片農場租了出去，還買了更多的牲口。你知道，我在阿希斯的時候，我就再也不想看到巴黎。
很快，我在城裡的朋友們決定，我應該謀求一份公職。準確地說，他們想要我代表第一檢察官這個職位。倒不是這個崗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我的候選資格本身就是為我作宣告的方式：說話的方式吧，「丹東回來啦。」
為了向我解釋這個計畫，卡米爾跟他妻子到阿希斯來了，帶著幾個星期積攢下來的閑言碎語，還有幾隻裝滿報紙剪貼、信件和宣傳冊的袋子，東西裝得太滿，要溢出來了。加布麗艾爾算不上熱情地接待了露西爾。那時候，她已經懷孕六個月，樣子不中看，人也容易累。露西爾的鄉下來訪當然需要一整套新衣櫥，既要簡單又要美觀好看；她變得更漂亮了，但是，正如安妮·瑪德琳所言，哦，人太瘦了。
這個把巴黎人看成與紅色印第安人有親緣關係的家庭既帶著防備心理又顯得彬彬有禮地接待了他們。之後，過了一到兩天，安妮·瑪德琳乾脆把他們加入到她的五個孩子中去了，見到他們，就給他們吃的，帶著他們走遍了整個鄉下，一路上強迫他們走路，為了煞煞他們的情緒。一天，晚飯之後，露西爾在談話中說，她覺得她可能懷孕了。我母親眼睛四處一溜，落到了卡米爾身上，然後說，她感到吃驚，非常吃驚。我覺得，也許現在是回巴黎的時候了。
「你什麼時候再回家？」安妮·瑪德琳問她哥哥。
「幾個月之後吧——把孩子給你看看唄。」
「我的意思是，永遠。」
「哦，國家現狀——」
「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在巴黎，我有個職位。」
「喬治-雅克，你只告訴過我，你是個律師。」
「從根本上說，我是個律師。」
「我們本以為費用在巴黎一定非常高昂。我們本以為你在這個國家一定是個頂級律師。」
「不完全是那樣。」
「是的，不過你成了重要人物了。我們不清楚你在幹什麼。」
「我在幹什麼？如果你一直跟卡米爾談話，他是在誇大其詞。」
「難道你不害怕？」
「我該怕什麼呢？」
「你得又逃跑一次了。下一回情況不順，會出什麼樣的事？像我們這樣的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快樂呀——我們也許會登上這個垛子的頂上一兩年時間，但是這不會長久，這不符合事物該有的本質啊。」
「你知道，我們在嘗試改變事物的本質。」
「可是，難道你眼下就不能回家？你有地，你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