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醫務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後一兩天，我打電話告訴媽媽，如果她真的負擔得起，請她寄點錢給我，我想採納她的建議，找家教來替我補習。她沒有問什麼問題，也沒有罵我——當她不罵人的時候，你就知道這次麻煩可大了——不過三天後，我收到三百元的匯票，再加上我玩牌贏的錢（加起來居然將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驚），還真是一大筆錢。
我從來沒有告訴媽媽，不過事實上，我用她寄來的三百元請了兩個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殼板塊運動和大陸漂移之謎，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個抽大麻的大四學生，叫做哈維，他幫艦長補習人類學（可能還替艦長寫了一兩篇論文，不過我不是十分確定）。
艦長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學院院長——十一月在張伯倫舍開過那次會以後，我們不可能去找蓋瑞森求助——把碰到的問題攤在他面前。就技術上而言，我們兩人都不屬於文理學院，因為大一新生還沒有決定主修科系，但是蘭德爾院長耐心地聽我們說。他建議我們去找每門課的授課老師，把我們的問題解釋給他們聽……差不多就等於向他們求情。
我們照他的話做了，過程中每一分鐘都很難熬。在那些年裡，我們兩人之所以能成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學的熏陶，其中一個觀念是除非萬不得已，否則絕不向別人求助，甚至即使萬不得已，都不開口。而當時也唯有靠彼此間有難同當的情誼，才能支撐我們度過許多尷尬時刻。當艦長進去辦公室和老師談話時，我會在走廊抽著一支又一支的煙，等他出來。輪到我時，他也會在外面等我。
整體而言，我萬萬沒料到老師還頗同情我們的，大多數的老師都盡心儘力幫助我們過關，不止低空掠過，而且高分過關，因此可以保住獎學金。只有艦長的微積分老師毫不通融，不過他的微積分考得不錯，所以即使老師沒有特別幫忙，仍然順利過關。多年後我才明白，當時對許多教師而言，這是個道德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他們不希望日後在越戰傷亡名單上看到學生的名字時，會一直納悶自己是否要為此負部分責任。而成績單上D和C-的差別，可能就影響一個孩子究竟日後是毫無知覺地呆坐在某處的榮民醫院裡，還是能聽能看、活蹦亂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