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瑞和布拉德都訂了《德里新聞報》，報紙每天都會送到他們房間，然後整天在三樓傳閱——我們晚上在交誼廳坐下來玩牌時會看到大家看剩的報紙，不僅頁面撕破、順序亂七八糟，填字遊戲上面還有三四個人不同的筆跡。照片上的林登·約翰遜、拉姆齊·克拉克和馬丁·路德·金臉上都被畫上鬍子（我一直不曉得那是誰的傑作，不過有人總愛在副總統漢弗萊的頭上畫上一對冒煙的角，然後用小小的大寫字母在照片下面寫著「魔鬼漢弗萊」）。《新聞報》對於越戰採取鷹派立場，因此總是正面報道每天的戰況，把反戰示威的消息放到底下最不重要的位置，通常都是放在小區活動消息的下面。
不過，我們仍然發現在洗牌、發牌的空當，大家討論電影、約會、功課或牌局的頻率愈來愈少，討論越戰的時間愈來愈多。無論消息多麼令人振奮、擊斃越共的人數有多少，每天報紙上都至少會出現一張照片，上面不外乎是進行伏擊後的美國大兵痛苦的表情，或哭泣的越南小孩茫然瞪著焚燒的村落。在艦長所謂的《每日殺戮專欄》底下總是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細節，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被我們擊沉的越共巡邏艇上那些平白丟掉性命的小孩。
奈特當然沒有和我們一起玩牌。他也不和我們爭辯該不該打這場戰爭——我很懷疑，關於越南曾受法國統治或一九五四年駐紮在軍事重鎮奠邊府的那些倒霉的法國人後來命運如何 ，奈特知道的不會比我多，他當然更不知道是誰決定該是南越總統吳廷琰到天國報到的時候了，好讓阮高祺和那群將領奪得政權。奈特只知道他和越共無冤無仇，而且在最近的將來，還不會在緬因州的瑪斯山或普雷斯克島看到越共。
「你到底有沒有聽過骨牌理論啊，你這獃頭鵝？」一天下午，有個叫尼克的矮腳雞問奈特，尼克是大一新生。我的室友幾乎從來不去三樓交誼廳，他寧可在二樓安靜地用功，不過那天，他剛好在那兒待了幾分鐘。
尼克已成為龍尼的虔誠信徒，他爸爸是捕龍蝦的漁夫。奈特看著尼克嘆口氣說：「有人把骨牌拿出來的時候，我就離開。我覺得骨牌遊戲很沉悶。這就是我的骨牌理論。」他瞥了我一眼，我很快把視線移開，但是速度還不夠快，仍然看到他眼神中流露的訊息：你到底吃錯了什麼葯啊？然後他就離開了，拖著毛茸茸的拖鞋回到三〇二室繼續用功——換句話說，回到他努力從牙醫預科邁向牙醫系學生的既定軌道。
「彼特，你的室友是混蛋，知道嗎？」龍尼說。他嘴角叼著一根煙，單手劃著火柴，這是他的專長——長得又丑又粗、交不到女朋友的大學生都有各式各樣的專長——然後點燃香煙。
才不是，我心裡想，奈特很好，我們才是混蛋呢。有那麼一剎那，我真的覺得很沮喪。霎時間，我明白自己已經陷入可怕的泥沼中，完全不可自拔。我知道艦長正看著我，我知道如果我抓起一把牌、把牌撒在龍尼臉上，然後走出交誼廳，艦長會跟著我走出去，可能也大大鬆了一口氣。但那種感覺很快就消失了，來得快，去得也快。
「奈特沒問題，」我說，「他只是有些奇怪的想法罷了。」
「有些奇怪的共產黨思想。」休說。他的哥哥在海軍服役，最近聽到的消息是他們的軍艦開到了南中國海。休絕對不是鴿派。身為擁護戈德華特的共和黨員，我應該和他有同感，但是奈特開始對我產生一些影響。我吸收了各式各樣的罐頭知識，但是沒有發展出什麼支持參戰的實際論點，更不用提了解美國外交政策了，我沒有時間做這件事，只是成天忙著念社會學。
我還蠻確定就在那天晚上，我差一點就打電話給安瑪麗了。交誼廳對面的公共電話正好沒人在用，我的口袋裡又裝滿零錢，都是剛剛玩紅心牌戲的戰利品，我突然決定該是時候了。我根據記憶撥了她家的號碼，（雖然我得思索一會兒才想起來最後四位數是什麼，到底是八一四六還是八一六四？）然後接線生要求我投入七毛五的硬幣，我照她的話做了。我讓電話鈴聲響了一次，然後就把電話筒砰然掛回去，聽到硬幣噹啷地掉入退幣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