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亞特蘭蒂斯 8

星期六晚上,又輪到我在豪優克洗碗了。雖然對卡蘿爾愈來愈有好感,但我仍然試圖和布拉德換班——布拉德的班排在星期天早上,他幾乎和艦長一樣痛恨早起——但是布拉德拒絕了。當時他也在玩牌,而且已經輸了兩塊錢,拚命想要迎頭趕上。他對我搖搖頭,然後打出一張黑桃牌。「大家來把婊子揪出來吧!」他大叫,聲音陰惻惻的,好像龍尼一樣;龍尼最陰險的地方就是老是會引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模仿他。

我站起身來,我已經在這張牌桌上坐了一整天了,有個叫肯尼的年輕人立刻填補我的空缺。我贏了大約九塊錢(主要是因為龍尼換到另外一張牌桌去賭了,免得我削薄他的利潤),應該覺得很高興,但是卻不然。問題不在於錢的多寡,而是這場牌戲,我想繼續玩。

我悶悶不樂地走回房間,問奈特想不想提早吃晚飯,和餐廳員工一起用餐。他的頭連抬都不抬,只對我搖搖頭,然後擺一擺手,繼續埋頭讀歷史。當人們談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時,我總是提醒自己,其實大多數年輕人都像奈特這樣走過狂飆年代。儘管歷史就發生在他們周遭,他們卻只是埋首苦讀,眼睛緊盯著歷史課本。但奈特對這一切並非渾然未覺,或只顧專心在圖書館裡用功。你慢慢就會知道。

我往曠野上的宮殿走去,拉上外套拉鏈,抵擋住外面快要結霜的寒氣。這時候是下午四點十五分,學校餐廳要到五點鐘才正式開放,所以通往餐廳的小徑此時幾乎空無一人。不過我仍然看到斯托克利,他弓著背,低著頭,若有所思地看著地面。看到他,我倒不感到訝異,如果你有某種身體上的殘疾,你也會比其他學生提早一小時到餐廳等吃飯。就我記憶所及,那是殘障學生唯一的特殊待遇。如果你有身體上的殘障,吃飯時可以得到廚房的特殊協助。在夜色中,他外套上的麻雀爪印顯得非常清晰,而且特別黑。

當我走近的時候就明白他在看什麼了——是《社會學概論》。他不小心把書掉在褪色的紅磚道上,正在想辦法把書撿起來而不要跌倒。他一直用拐杖的尖頭去撥弄那本書。斯托克利有兩對或甚至三對不同的拐杖,他現在拿的是有金屬環套在他前臂上的拐杖。我可以聽到他一面徒勞無功地戳弄著那本書,嘴裡一面喃喃發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聲音。當他拄著拐杖快步走時,「哩噗—哩噗」聽起來有一種堅決的意味,但是在今天這種情況下,這個聲音透露著沮喪。我認識斯托克利的時候(我不會叫他「哩噗—哩噗」,雖然後來還不到學期末,龍尼的很多徒子徒孫就開始這樣叫他了),對於每個「哩噗—哩噗」之間竟然有這麼多細微差別覺得實在很有趣,但後來發現,印第安人中的納瓦荷族單單「雲」就有四十種不同的說法。事實上,後來我發現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他聽到我的腳步聲,很快轉過頭去,結果幾乎跌倒。我雙手高舉,他猛然往回縮,似乎要躲進身上那件舊軍用大衣中。

「走開!」說話的語氣彷彿他預期我會給他一記悶棍。我雙手高舉,讓他看到我完全無意傷人,然後彎下腰去。「不要碰我的書!」

我沒有聽從這個命令,把書撿起來塞進他腋下,讓他好像夾報紙一樣把書夾住。

「我不需要你幫忙!」

我正準備犀利地回嘴,卻注意到他的兩頰是多麼蒼白,頭髮全汗濕了,我又再度聞到他身上的味道——那種變壓器使用過度的味道——也醒悟到他的呼吸中帶著刺耳的鼻涕聲。假使斯托克利到現在還不知道醫務室在哪裡,我想他應該很快就會需要去那裡報到。

「拜託,我又沒有要背你。」我努力裝著笑臉。老天,我為什麼不該微笑?我口袋裡不是有九塊錢嗎?照張伯倫舍的標準來看,我今天可是發了一筆小財。

斯托克利睜著一雙黑眼睛望著我,抿著嘴唇,後來他點點頭。「好吧,謝謝你。」然後他繼續往上坡走。一開始他領先我很多,後來坡度愈來愈大,於是慢下腳步。他帶著鼻涕的呼吸聲愈來愈大聲、愈來愈急促。當我趕上他時,可以清楚聽到他的呼吸聲。

「你為什麼不放輕鬆一點呢?」

他不耐煩地瞄了我一眼,一副「你還在這兒呀」的神情。「你何不把我吃了算了?」

我指一指他的《社會學概論》。「又快滑下去了。」

他停下腳步把書夾好,然後調整一下拐杖的位置,像壞脾氣的蒼鷺般頂著一頭亂髮瞪著我。「走開,」他說,「我不需要保姆。」

我聳聳肩。「我又沒有要當你的保姆,只不過一起走罷了。」

「我可不需要伴。」

我舉步前行,儘管口袋裡有九塊錢,卻滿肚子氣。像我們這種愛耍寶的人對於交朋友其實並不真的那麼狂熱——一輩子有兩三個知心好友就夠了——但是如果別人給我們臉色看,我們的反應也不會太好。我們的目標是認識一大堆可以一起說說笑笑的人。

「彼特。」他在我後面說。

我轉過身去,以為他終於決定稍微解凍了,我真是大錯特錯。

「表達情緒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他說,「但是把刮鬍霜抹在舍監房門,不會比只因你不曉得怎麼告訴小露西你喜歡她,就把鼻涕抹在她座位上高明多少。」

「我沒有把刮鬍霜抹在戴維的門上。」我說,簡直憤怒到極點。

「是啊,但是你和做這件事的混蛋一起玩牌,為他的公信力背書。」我想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這個詞後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可樂風行的八十年代到處被濫用,在政界尤其嚴重。我想「公信力」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羞愧而亡了,當時正是六十年代的反戰示威人士和勇敢捍衛種族平權的民權運動者發明了垃圾債券、《瑪莎·斯圖爾特生活雜誌》和樓梯王健身器材的時代。「你為什麼要虛擲光陰呢?」

這句話直率得令我驚慌失措,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的回答真是愚不可及,我說:「因為我有大把時間可以浪費。」

斯托克利點點頭,彷彿他對我再也沒有什麼好期望了。他又繼續往前走,一如往常快步走過我身旁,低著頭,弓著背,甩著濕答答的亂髮,手臂下緊夾著書。我等著那本書再度掉下來,這回我可不會幫他,就讓他自己拿拐杖撥來撥去。

但是他沒有再掉書,後來我看到他走到豪優克餐廳門前,伸手打開門走進去,我也繼續走我的路。我拿完菜,和卡蘿爾及其他在洗碗部打工的學生一起坐,離斯托克利遠遠的,這正合我意。我記得斯托克利也沒有和其他殘障學生坐在一起。他離其他人遠遠的,是拄著拐杖的獨行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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