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清楚地記得這場紅心瘟疫在什麼時候開始蔓延的：那是十月的第一個周末。我之所以記得，是因為當時期初考試才剛結束，而我過關了。對住在張伯倫舍三樓的學生而言，能否過關是很實際的問題；多虧了各式各樣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包括我自己，都要感謝國家教育國防法案的幫忙），再加上半工半讀，我們才能念大學。我們就好像開著一輛拼裝車，只不過這輛車不是用釘子組裝起來的，而是靠糨糊把它粘住。儘管每個人的經濟來源各不相同——主要是看當初我們填寫各種申請表格的技巧有多高超，還有高中輔導老師有多用心輔導我們——但我們都要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張伯倫舍三樓的交誼廳（也就是我們進行紅心牌戲馬拉松循環賽的地方）掛了一幅刺繡，上面繡的大字一語道破我們的艱難處境。那是東尼的媽媽繡的，她叫東尼帶著這幅刺繡來上大學，並且把它掛在每天都看得見的地方。一九六六年，當秋天過去、冬天來臨，牌桌上不時換手玩牌，「婊子」也不時發威，東尼媽媽的那幅刺繡似乎變得愈來愈顯眼、愈來愈炫目了。每天晚上當我終於躺到床上時，往往教科書連翻都沒翻，課堂筆記完全沒讀，報告也尚未動筆。有一兩次，我甚至夢見那個數字：
那幅刺繡上用針綉著這個大大的、鮮紅的數字。東尼的媽媽十分了解這個數字所代表的意義，我們也很清楚。如果你住在其他普通宿舍——例如傑克林舍、鄧恩舍、皮斯舍或查德伯恩舍——只要成績平均達到一點六分（四分為滿分），就可以順利在一九七〇年畢業……換句話說，只要爸爸媽媽繼續替你付學費的話就沒問題；別忘了，這是一所州立大學，我們說的不是哈佛或韋爾斯利這種貴族學校。但是，對於仰賴獎學金和助學貸款的學生而言，平均二點五的成績是底線；如果成績低於二點五（換句話說，從平均C掉到C-）你的小小拼裝車幾乎一定會崩壞瓦解。就像艦長以前說的：「保持聯絡吧，寶貝，再見了。」
期初第一次考試，我考得還可以，尤其是考慮我當時想家想得快生病了（在那之前，我除了有一次參加一個星期的籃球營，從來沒有離過家，而且籃球營結束、回家的時候，我不但扭傷了手腕，而且腳趾間和睪丸間都長了奇怪的黴菌）。我修了五門課，除了大一英文以外，每門課都拿到B的成績。至於英文課，我得了A。英文老師在我的考卷上寫著：「你針對擬聲法舉的例子非常好。」他後來和太太離婚，在伯克利校園的斯普勞爾廣場賣藝。我把考卷寄回家給爸媽看，媽媽回了我一張明信片，背面只有幾個熱情而潦草的字：「太棒了！」回想起這件事著實令人心痛，我幾乎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肉體的痛苦。我猜，那大概是我最後一次拿上面貼了星星的考卷回家。
期初考試之後，我得意地算了一下目前的平均分數，得出三點三。從此以後，我的成績再也沒有達到三點三了。到了十二月下旬，我醒悟眼前可以選擇的路其實很簡單：停止玩牌，或許還能勉強保住獎助學金，存活到下個學期，或是繼續在三樓交誼廳東尼媽媽的刺繡下大玩獵捕婊子的牌戲，一直玩到聖誕節，然後就打道回府，永遠不必再回來了。
我應該可以在蓋茲佛斯的工廠找份工作。老爸發生意外、喪失視力之前，曾經在那裡工作了二十年，他可以想辦法讓我去那裡上班。老媽會很不高興，但是如果我告訴她這就是我想做的事，她也不會攔阻我。她終究還是家裡的務實派。儘管不斷懷抱希望，又看著希望破滅，她幾乎快抓狂了，但她終究還是個很實際的人。也許我沒能完成大學學業會讓她傷心一陣子，而我也會有一段時間深受罪惡感折磨，但是我們兩個人都會熬過來。畢竟，我一直想當個作家，而不是什麼該死的英文老師，而且我認為只有那些浮誇自大的作家才需要靠大學教育來實現寫作的夢想。
然而我也不想被退學，我的成年生涯不應該有這樣的開頭，感覺好像一開始就失敗了一樣，而我所有關於作家應該置身於人群的沉思，感覺都好像在合理化自己的失敗。不過，我仍然經不起三樓交誼廳的呼喚——啪啦啪啦的發牌聲，某個人問到這張牌應該往左傳還是往右傳，另外又有人問誰拿到「賭氣鬼」（那是紅心牌戲的一手牌，一開始就出現梅花二，我們三樓這群牌鬼稱這手牌為「賭氣鬼」）。我曾經做夢，夢到龍尼打出一張張黑桃牌，用他的尖嗓子嚷嚷：「該是把婊子揪出來的時候了！」（自從我逃離高中那些太保學生以後，龍尼是我碰到的第一個天生的壞坯子。）我們眼中幾乎總是看得清怎麼樣才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有時候在內心感覺的驅策下，我們眼中所見就顯得無足輕重了。這句話很難令人接受，但卻是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