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當我來到緬因大學時，哥哥給我的老舊休旅車上還貼著那張戈德華特 貼紙，雖然已經褪色而且破破爛爛，但貼紙上「AuHO-4-USA」 的字跡依然清晰可辨。等到我在一九七〇年離開學校時，我連車子都沒有了，有的只是一把大鬍子、披肩長發，以及貼著「尼克松是戰犯」貼紙的背包，而粗布外套領子上別著的領章上面寫的是「我真不是個幸運兒」。我想，大學永遠是蛻變的時刻，是童年結束前最後一次天翻地覆；可是我懷疑，最驚天動地的大轉變莫過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在大學求學的年輕人所面對的天翻地覆。
這年頭，大家差不多都不再談論那些日子的事情了，不是因為我們已經忘了那段時光，而是因為無法重拾那時候交談的語言。每當我試圖談論六十年代（或思考六十年代的種種）時，心中總交織著恐懼與歡欣的情緒。我的眼前浮現喇叭褲和地球鞋，鼻子聞到大麻、香料和薄荷的味道，耳朵聽到多諾萬·里奇甜美的歌聲唱著那首關於亞特蘭蒂斯的蠢歌。直到現在，碰到失眠的夜晚，我仍然會想起那深奧的歌詞。年紀愈大，我就愈沒辦法只聽他甜美的歌聲而不去聽那愚蠢的歌詞。我得提醒自己，當時我們年紀都還小，傻傻地躲在菌傘下過著多彩多姿的生活，而還一直以為那小小的菌就是大樹，在天空為我們遮風擋雨。我知道這麼說沒什麼意義，但是我已經儘力了。亞特蘭蒂斯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