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邊的警訊只是一個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則是放在朝政事務上，說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進京之後，聖眷甚隆，鋒芒漸露，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宣傳變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圍繞著王安石這個人，圍繞他的政治主張，展開了一場爭論。
朝廷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這就是少年皇帝趙頊所面臨的難題，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趙頊把富國強兵視為國策，視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
王安石也敏銳地覺察到，新天子與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銳氣，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時還透出一股隱約可見的憂慮。經過上次的單獨奏對，王安石基本摸清了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脈絡：他對現實很不滿，卻又很無奈，他想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卻又苦無良策。新天子是一個充滿希望、卻又滿懷心事的混合體。
王安石從趙頊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種東西。正因為如此，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在趙頊的面前大談特談朝政的積弊，大談特談他的理財理念。他說朝廷積重難返，就像一個疾病纏身的人，不下一劑猛葯，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舉動，趙頊都看在眼裡，他還沒有下決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將王安石的所作所為看在眼裡，有的人是看在眼裡，喜在心頭，有的人是看在眼裡，恨在心裡，牙痒痒，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寧元年(1068年)，一場圍繞財政問題的大爭論終於爆發了。
這年八月，趙頊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舉行祭天大典。歷年慣例，參加祭天活動的百官都會得到皇帝賜給的一個大紅包，也就是賞錢。宰相曾公亮等人認為，由於河朔地區發生了大面積的旱災，國家財政匱乏，所以建議今年的郊祭賞錢就免了。
趙頊似乎覺得自己這個皇帝做得也太窩囊了，剛剛做皇帝，第一次舉行郊祭，就將百官的紅包減掉了。面對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一天早朝，趙頊將曾公亮提出的問題交給翰林學士們討論。
趙頊的詔命，猶如一滴水掉進了熱油鍋里，立即沸騰了。
翰林學士司馬光首先站出來表態，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議，他說救災需要很多的錢，要從近臣、貴官身上做起，該節省的要節省，輔臣們提出的意見非常好，請陛下詔令執行。
王安石對司馬光的意見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國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給百官發紅包，只是幾個小錢，用不著如此吝嗇。再說，扣發這幾個小錢，對於國家財政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不但於事無補，反而還有傷國體，會使皇上很沒面子，國用不足，也不是當前的急務。
趙頊坐在龍椅上，見兩個翰林學士吵起來了，而且爭吵的正是他最為關心的國家財政問題，不但沒有制止，反而對群臣說，今天是廷議，各抒己見，言者無罪，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理不辯不明嘛！
司馬光見皇上鼓勵發言，立即質問王安石，他說：「自真廟（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國家財用不足的問題就已經顯露出來了，近年來，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怎麼能說不是當務之急呢？」
其實，王安石的本意並不是不承認國用不足的問題不需要解決，而是認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於開源、在於理財，他認為，國庫空虛，完全是由於朝中大臣不懂理財之道，不知道怎樣管理國家財政造成的，如果只知道節流，而不知道開源，那理財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視理財為斂財的司馬光反駁說，什麼叫善於理財？無非是變著法子從百姓身上弄錢罷了，苛捐雜稅，狂征暴斂，這就是善於理財的人慣用的伎倆。
王安石卻說，靠橫徵暴斂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不叫善於理財，真正善於理財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賦稅負擔就能使國庫充裕。
司馬光立即反唇相譏，說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呀？天下之財，是一個定數，官府多一錢，民間便少一錢，如果想方設法從百姓手中把這筆錢奪過來，比增加賦稅更可怕。西漢的桑弘羊，就是用這種理論欺騙了漢武帝，司馬遷對這件事大書特書，顯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諷刺漢武帝。
王安石並不服氣，正要繼續爭論下去。趙頊發話了，他說，朕基本同意司馬光的意見，但是，郊祭大典給百官發紅包只是幾個小錢，不必吝嗇。如果真的到了這一步，朕就真的沒面子了。
王安石、司馬遷的這場激烈的辯論，成為兩位名臣一輩子政治敵對的開端，也正式揭開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的序幕。
趙頊表面上贊成司馬光的意見，實際上卻採納了王安石的建議。朝中大臣似乎從中覺察到了一些什麼。
年底，鄭國公富弼自汝州進京覲見皇上。富弼是三朝元老，趙頊特准他可以坐車至殿門口下車，並命富弼的兒子攙扶著他進見，召見時，免行跪拜的君臣大禮，賜坐後再與他交談。對於一個老臣來說，這可是莫大的榮耀。
趙頊待富弼坐定後，迫不及待地向他詢問富國強兵之道，想不到這位曾經與范仲淹一同推行「慶曆新政」的老臣，身上全然沒有了當年改革的豪情壯志，似乎有些文不對題地說，人主心中的好惡要做到深藏不露，不能讓那些別有用心的小人窺視出人主心中的秘密，否則，他們就會揣摩人主的心思，投其所好，這樣，就會讓奸人鑽空子。比如上天監督人，完全由人自作主張，最後同你算總賬，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富弼哪裡是在說治國之道，完全是兜售帝王的南面術。
趙頊接著又問：「宋北有遼國，西有西夏，邊境一直得不到安寧，應採取什麼樣的對策？」
富弼慢條斯理地說：「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趙頊躊躇了半天說：「你就留在京師吧！朕給你在中書省安排一個職位。」
富弼以年紀老了，不足以擔當重任為由，婉拒了趙頊安排重做宰相的好意。辭行後，仍然回了汝州郡。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趙頊再召富弼進京，拜為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富弼在固辭不掉的情況下，只得奉旨進京。就在他進京的途中，京師一帶發生了地震。
在科學還不發達的當時，人們都以為這些自然災害是由於人做了錯事，上天對人的懲罰。趙頊也是這樣認為的，他減少膳食，取消一切娛樂活動，以表示對上天的虔誠和懺悔。
王安石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地震是天災，與人無關，該吃的還是要吃，該玩的還是要玩。
富弼聽說王安石對地震的一番宏論，感嘆地說，人君所畏懼的唯有天，王安石這個人連天都不畏，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這是奸佞散布異端邪說，迷惑聖心。這樣的人，不能不防啊！為了表明他的觀點，當即給趙頊上了一本，洋洋數千言，說的都是選賢辨奸的大道理。到了京城之後，在與趙頊的奏對中，又把奸與賢大說一通，實際上都是針對王安石，影射王安石是一個奸佞之徒。
趙頊雖然任命富弼為同平章事，但他的心裡還是不忘王安石，擬提拔他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
這一天，恰好參知政事唐介進宮奏事，趙頊向他說了欲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的想法。唐介說王安石不能勝任這樣重要的職務。
趙頊不解地問道：「文學不可任呢？經術不可任呢？還是吏事不可任呢？」
唐介回答說：「王安石固是個好學的，但是拘泥成規或前人之語，所以議論很是迂闊。如果命他執政，必定多所變更，想治反亂了。」
趙頊沒有回答。
唐介退出後，對宰相曾公亮說：「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然大亂，你們以後就會知道，我的預言一定不會錯。」
王安石是曾公亮推薦的，他當然不聽唐介的話。
時過不久，趙頊又徵求侍讀孫固的意見，問他王安石可不可以當宰相。
孫固回答說，王安石的文才很好，做一個台諫侍臣一定很稱職。宰相肚裡能撐船，做宰相全靠氣度，王安石這個人氣量狹小，難以容人，這樣的人不能夠當宰相。接著，他向趙頊推薦了三個宰相人選：司馬光、呂公著、韓維。
趙頊不顧幾位重臣的反對，更沒有採納孫固的意見，力排眾議，下詔把他心儀已久的能人王安石提拔為參知政事……
王安石升了官，照例要入朝謝恩。這次謝恩，君臣二人有一番對話，正是這番對話，正式掀開了驚世駭俗的改革序幕。
趙頊對王安石說：「大臣們都說，你只知經術，不懂政務。」
王安石奏道：「只有知經術，才能通政務，這些人說我不通政務，實質上是他們自己不懂經術。」
「照你說來，從目前的形勢看，國家應採取什麼樣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