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身在西北前線的范仲淹、韓琦突然收到朝廷的調令，皇上要調他們回京師，進入朝廷中樞中書省和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任職。
范仲淹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留在西北鎮守邊關，朝廷一直不批准。六月中旬，他們兩人辦完了交接手續，極不情願地離開涇州，回京城就任新的工作。
范仲淹、韓琦回京的時候，宋與西夏的和約只是草簽，還沒有蓋上國印互換和約。趙禎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將他們二人從西北前線召回來呢？這要從當時的國情說起。
當時的宋，已經是積弊如山，危機四伏，國家財政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財用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冗」，即冗兵、冗吏、冗費。
冗兵。宋代採取終身兵役制，無複員一說，致使軍隊總數逐年增加。太祖皇帝開國時軍隊總數為二十萬，太宗皇帝統一中國時達到六十餘萬，至趙禎慶曆年間（1041—1048年）已達一百二十五萬。
冗官。官吏的增多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科舉取仕，科舉制度創立初年，每年取進士不過三十人。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中進士多達七百餘人，而且成為慣例執行，到淳化二年（991年），全國的進士累計多達一萬七千三百餘人。至此，進士應試才改為三年一次。幾十年來，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二是世襲。宋代選拔官吏，除科舉外還有「僥倖法」，即世襲。例如宋代規定「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推恩之廣甚至達到了多及異姓宗親甚至以門客充數的地步。
冗兵冗吏，使中央財政不堪重負。趙禎朝中央財政收入雖然是太宗朝的六倍，但財政狀況從太宗時的盈餘大半惡化到了財政赤字的地步。加之西北戰事，宋疲於用兵，國家財政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趙禎急召范仲淹、韓琦二人進京，是要藉助他們二人在抵禦西夏入侵的聲望和才智，組建一個新的中樞機構，以「振興起弊」，刷新朝政。
在范仲淹、韓琦奏請留任、滯留西北辦理交接手續的過程中，國內又出現了一次暴亂。京東禁軍士卒王倫在沂州結夥四五十人，殺掉巡檢使，揭竿造反的事情發生。王倫南下江淮，「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
王倫作亂，朝野震動，以歐陽修為首的年輕官員們紛紛上表，要求朝廷開放言路，揭露腐敗之政，呼籲進行改革以挽救朝政危機。
趙禎也有志改革，便應歐陽修等人的請求，親自提拔王素、歐陽修為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蔡襄為秘書中丞知諫院。這四大諫官中，歐陽修、余靖、蔡襄三人在景祐年間，被呂夷簡視為范仲淹朋黨，現在身為諫官，言權在握，他們大張旗鼓地相互配合，不僅揭露弊政、薦舉賢才，而且對保守無為的中樞班子展開攻擊，呼籲范仲淹、韓琦進入中樞班子，對朝政進行改革。
趙禎聽從了諫官們的建議，從四月到七月，三次改組中樞班子：罷呂夷簡首相之職，夏竦剛被提拔為樞密使即被免職，罷王舉正首相職，其中夏竦被黜，完全是歐陽修幾個言官給拉下來的。
歐陽修他們彈劾夏竦的理由是：夏竦在西北戰場上損兵折將，無所作為，且為人奸詐，這樣的人，實在不能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
至七月，朝廷中樞班子組建完成：章得象為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晏殊為樞密使、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兼陝西安撫使，韓琦為樞密副使代范仲淹宣撫陝西、富弼為樞密副使。
范仲淹就是在這種亂鬨哄、毫無準備的情勢下，卷進了這場政治改革之中。
范仲淹回京後，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入內，賜座、賜紙筆，以最高、最隆重的禮遇，要求他們將朝廷當前的急務寫出來，不要有顧慮，也不得迴避。
這是一種近乎於囚禁逼索的行為，但也反映了趙禎心情的急迫和對他們兩人的信任。
范仲淹是一位儒將，在朝廷和地方任職多年，常懷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平時對朝政很是留意，雖然事先沒有準備，經過一番思考，對積存在腦海里多年的關於刷新政治、振衰除弊的想法略作梳理，當場疾書《答手詔條陳十事》，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呈獻於趙禎。富弼也上陳了當世之務十餘條和安邊十三策。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十條措施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新政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各個方面，改革力度很大。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
改革是否能成功，范仲淹本人也沒有信心，他常具憂國憂民之心，心中早有藍本，但並沒有公開提出來，這是在趙禎的逼迫下才將其寫出來列奏。
趙禎對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深有同感，全盤採納了他的意見，並在當年和次年上半年陸續頒行全國，這次改革，歷史上稱為「慶曆新政」。
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宋廷從整頓吏治出發，由中書與樞密院開聯席會議，選拔各路的轉運使。
范仲淹在提名時，翻閱名冊，凡庸碌無才的人就一筆勾去，推薦討論的都是一些德才兼備的精銳之士。富弼看到范仲淹提出的人選，笑著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范仲淹同樣報之以笑地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呀！」
新政的實施，直接關係到很多人的官位、前程、利益和朝制朝規，猶如掄起的大鐵鎚，錘錘砸在官場那些貪瀆者、不法者、狡詐者、懶惰者、昏庸者的頭上，使他們寢食不安。而「擇宮長」擇出的數百名都轉運按察使和提點刑獄帶著刑獄之劍，勘察審問，囚禁抄家，更使他們心驚膽戰。
范仲淹的改革轟轟烈烈地進行了八個月，在這期間，他重定了《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通令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派出數百名轉運按察使和提點刑獄，查處撤掉了一大批貪官污吏和昏庸無為的官員，按新法保舉了一批清正廉潔的人士，頒布新規，取消公費宴會、賜宴、聚書和補貼膳食制度，以消除奢侈之風。
新政給天下帶來了一股新穎之風，給天下百姓帶來了希望。可蟄伏於新政背後的舊勢力們並不甘心於失敗，他們伺機而動，圖謀捲土重來，給新政、給倡導新政的人以致命的一擊。
新政對於積弱的宋室，與其說是一劑良藥，不如說是一劑猛葯。
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樞密副使富弼掌管宦員的升遷權，他訂立新章，規定宗邑局務任期三年，不許謀求連任。宦官對這個規定非常不滿，懷恨在心。
被罷去宰相職位的呂夷簡看準了這個機會，動員其黨羽，再次掀起朋黨謠言。
被罷去樞密使的夏竦乘機出來配合，說「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呂夷簡更是指使宦官藍元震上疏，密告朋黨之危，說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就是人們說的四賢，他們這幾個人拉幫結派，結為朋黨，致使五六十人相互提挈，佔據了朝廷的要害部門，握持朝政，誤國迷朝，假公濟私，胡作非為，沒有人與其爭鋒。
朋黨是宋朝統治者極為敏感的一個問題。為維護皇帝的專制統治，宋初以來設立了許多防微杜漸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嚴禁臣僚們結成朋黨。景祐年間，呂夷簡就是以朋黨為錯口，將范仲淹逐出京城的。
宦官是皇帝的心腹，他們時刻呆在皇帝的身邊，說話方便，做小動作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藍元震的奏疏遞上去後，立即引起了趙禎的疑心。他立即召見范仲淹，問道：「從來都是小人好結朋黨，難道君子也結朋黨嗎？」
范仲淹回答說，他在邊疆帶兵打仗的時候，勇敢作戰的人自結為黨，共同殺敵。朝廷也是這樣，邪正各有其黨。這就要靠聖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是沒有害處的。
范仲淹的奏言，直言不諱地承認君子也分朋分黨。
正在這時，歐陽修也進呈著名的《朋黨論》，表達對范仲淹的支持。
趙禎一直對朋黨存有戒心，他對歐陽修呈上的《朋黨論》似乎很不滿意，在最敏感的朋黨問題響徹朝廷，在朝廷上下、宮廷內外反對改革的叫囂連成一片的情況下，趙禎對更革弊事的迫切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夏竦是一個政壇上的老油條，他敏銳地覺察到皇上對范仲淹改革的熱情降溫了，差的就是沒有下詔停止改革。他欲置改革派於死地，精心製造了一起聳人聽聞的「石介富弼政變案」。
石介是兗州人，時年三十九歲，任太子中允，在集賢院當值。曾作《慶曆聖德詩》，公開頌揚新政人物，指斥夏竦是一個大奸臣。一個偶然的機會，夏辣得到了石介寫給樞密副使富弼的一填充書信，信中在「行伊、周之事」之句。意思是說，願意共同做周朝伊尹、周公那樣的賢臣，輔佐皇帝，做一番大事業。
夏竦有一個家奴叫蕭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