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劫後餘生的上海正在漸漸恢複生氣。五月，在這個法國梧桐長滿新葉的時節，市長吳國楨提出了令人振奮的「大上海計畫」。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廢待興的喜悅中。
天還是魚肚白時，福安弄里的掃地聲就響起來了。很快，各家的炊煙也裊裊地升了起來。主婦們拎著水靈的茭白青菜從菜場回來，男人們在水門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鬍子。偶爾能看見一隻老貓從曬著菜乾和黃豆的窗台上竄過。半空密密麻麻地曬著衣服；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曬台，大多都放著幾盆花，雖不是什麼名貴品種，但不妨礙這些小花小草在陽光里自得其樂。
不知誰家的收音機放得很大聲，女播音員軟軟糯糯地念著新聞：「八月份，上海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成立，市長吳國楨任主任委員。有記者提問，戰後上海都還沒有恢複，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遠大的計畫？吳市長的回答是：『即使為重建，也要先確定今後都市建設標準，制定大綱及目前施政準繩……』」
幾個男人已經湊到了一起，七嘴八舌討論著吳市長的大上海計畫，嘴裡的牙膏泡絲毫不妨礙他們指點江山。
其中一個男人說話時也不停刷著手裡拿的皮鞋，彷彿是件了不得的藝術品：「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那又怎樣？我跟你算算賬。一百元法幣，十年前買兩頭大牛，五年前買一頭豬，現在只能買一個雞蛋。說到底，要是在政府裡頭沒有人，走不通關係，那日子就不好過。」
其實說這麼多，意思只有一個，自己家有人到政府裡頭了。
「顧先生好福氣，你們家耀東今天去警察局一報到，往後就算吃上官糧了呀！」
「耀東從小讀書就厲害，人聰明，不出幾年肯定要往處長、局長升！」
男人嘴上謙虛著，臉上卻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年輕人，哪有那麼容易？我是告誡過他的，第一，做人要講良心。第二，做事要踏實。第三……」
顧家二樓窗戶被「啪」地推開，一個中年女人探身嚷嚷：「顧邦才！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都幾點了！不要回來幫忙的呀？」
也許每戶人家的早晨，都有一個心急火燎的母親，一個無所事事的父親，以及不緊不慢的孩子。
耀東母親來回奔忙準備早飯，見顧邦才刷著皮鞋慢悠悠晃進來，登時更來氣了：「一雙皮鞋刷三天三夜，兒子馬上要報到，你就不能騰只手出來幫忙？」
「我專門打理出來給耀東報到的。這可是藍棠皮鞋店的手藝。」
「十年前的樣式，現在早就不時興了。」
「笑話，藍棠的皮鞋就像王興昌的襯衣，什麼時候拿出去都鎮得住場子。」
「壞了！」耀東母親一拍大腿，朝二樓大聲喊：「悅西！顧悅西！快去幫你弟弟把襯衣熨出來！我忘了！」
顧家大女兒顧悅西睡眼惺忪地從房間出來。身上的睡衣雖是絲綢質地，但顏色已經很舊了，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捨不得花錢換新的。
「好不容易回趟娘家，連個懶覺都睡不清凈！」她越想越氣，三步並作兩步，一把推開弟弟的房門：「顧耀東！到底你報到還是我報到？我都是當媽的人了！別指望還跟小時候一樣天天替你擦屁股！」
屋裡整整齊齊，連書架上的書也是從高到低有秩序地排著。顧家唯一的兒子顧耀東站在書架邊，穿著筆挺的制服，戴著警帽，一個立正朝姐姐敬了個禮。他用另一隻手抬了抬帽檐，露出帥氣的臉龐。
「警員顧耀東，向姐姐報到！」
顧悅西居然看得愣了會兒神：「我來熨襯衣。」
顧耀東咧嘴一笑：「我昨晚就熨好了。」他笑起來時乾淨、坦蕩，眼睛裡閃爍的稚氣，讓二十四歲的他像極了一個孩子。
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時，十來歲的顧耀東爬到顧家頂樓曬台，從這條位於公共租界中區的小弄堂朝北望去，只能望見黑煙滾滾。聽著閘北和虹口綿延不斷的炮火聲，他還有些懵懂。一九三八年上海淪陷，孤島里依然繁盛。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馬亂。然而幸運的是，住在這裡的人幾乎都安然無恙。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年，顧耀東以第一名的成績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了。他是個幸運兒，因為即便是在硝煙遮天蔽日的那幾年，顧家也有陽光和煙火。
顧家在福安弄里算是相對富足的。進門是一個敞亮的天井，兩邊擺滿了不算名貴的花草，泥上的青苔滲著水珠。屋裡並不奢華，但收拾得井井有條。地上的小花磚已經很舊了，不過也不妨礙主人將它們擦得光可鑒人。牆上、柜子上隨處可見顧家人的照片。窗帘是一層白紗一層花布，像是剛洗過。桌上鋪著本白色的鉤花桌布，每個房間都擺著一隻花瓶，插著幾束平實的花草。木頭樓梯已經有裂痕了，銹紅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里外幾層，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護著它。而灶披間則是顧家的心臟，只要這裡的爐火撲通撲通騰起來，顧家就開始運轉了。
一家人總算在飯桌前坐了下來。顧耀東捧著碗狼吞虎咽，忽然覺得腳邊有什麼東西。他把埋在碗里的臉伸出來一看，是父親蹲在腳邊，輕輕將那雙藍棠皮鞋放到地上。
「試試。」
顧耀東鼻子有點酸，生怕被看見，趕緊把腳伸進鞋子，不大不小，剛好合適。
「爸，我是新人，穿這個會不會太招搖了？」
「男人蹩腳就蹩在腳上，鞋子是一定要講派頭的。穿這雙鞋往新人里一站，人家不高看你都不行。」
顧悅西往嘴裡塞著油條，翻著白眼：「爸，那是市警察局，裡面都是什麼人？誰眼瞎了會高看他。」
耀東母親：「憑什麼不？你弟弟，東吳大學法學院第一名，比他讀書厲害的，全長得歪瓜裂棗；比他模樣好的，腦子全一鍋粥。」耀東母親和她男人顧邦才不一樣，她誇兒子的時候從來不需要任何鋪墊，更不留任何餘地。
顧邦才：「我們呢，確實是條件好，但做人還是要謙遜一點，不然容易惹人眼紅。」
顧耀東頻頻點頭。顧邦才說得特別認真，他聽得也特別認真，彷彿這真的是一個即將橫在他面前的嚴肅問題。
從福安弄出來，是車水馬龍的北京東路。路口一隊警察設了關卡，正在抽查行人證件，但凡有隨身物品的，都要開包檢查。這已經是近半年來的常態了。
電車站已經有十多個人排隊，排頭蹲在地上窸窸窣窣擦皮鞋的人，正是顧耀東。時間還早，從這裡坐電車到警局不會超過半個小時，就算司機開得優哉一點，也能提前到。他越想越踏實，嗤嗤笑著，腳上那雙皮鞋越發閃耀起來。
就在這時，顧耀東餘光瞥見隊伍末尾有個東西晃來晃去。是個中藥包。再循著往上望去，一個白凈清瘦的年輕女人站在隊伍最後，看上去臉色不太好。
顧耀東走到她面前，問道：「小姐，你不舒服？」
「什麼？」女人愣了一下。
顧耀東指了指她手裡的藥包：「我看你拎著葯，臉色也不太好，需要幫忙嗎？」
「不用了，謝謝。」
顧耀東「哦」了一聲，很乾脆地扭頭就走了。那個站在隊伍末尾的女人偷偷看了他幾眼，神色裡帶著警惕。
電車靠站了，就在此時，幾名警察從街對面的車站走來。
顧耀東興沖沖地上了車。今天坐車的人格外多，排在前面的幾個人剛擠上車，就已經滿員了。
司機大喊著：「載不下了！等下一輛吧！」眼看要關車門，那個拎藥包的女人忽然擠到車門外喊著：「警官？警官？」
顧耀東從車上人堆里擠出個腦袋來：「你叫我？」
「我趕著去看一個病人，給他送葯，也不知道下一班車什麼時候來。能不能麻煩你……」
顧耀東看手錶：「可我要去警局報到，時間已經……」他看著那個女人一臉焦急，最後還是跳下了車。
「上車吧。」
電車離開時，幾名警察也到了。
望著車窗外越來越遠的車站，女人長長地鬆了口氣。她穿著一襲旗袍，拎著菜籃子和一包中藥，看起來和街上那些一大早去趕早市的女人沒什麼不同。其實這是她擔任地下警委交通員的第四年。從嘉興路巡捕房建起警察系統內的第一個中共地下支部，到現在整整十五年時間，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員會已經從當初兩三個人的小支部，發展到了現在的十一個支部，一百多人。他們滲透在包括警察總局、各個分局以及監獄在內的各個要害部門，像一個個隱秘在巨大機器內的齒輪，在需要的時候，他們便會嚙合，啟動，共同運作成某件事情。而她，沈青禾，也是其中之一。
儘管沈青禾有合法的公開身份——一個隻身在上海跑單幫的小販，但她的中藥包里除了中藥，底部還藏著幾份足以讓她被立刻逮捕的證件。
繁華的商業大街上，到處掛著蔣介石的巨幅畫像以及「大上海計畫」的宣傳語，人人都相信和平真的到來了。然而從年初開始，警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