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蘇傳》是一本憂患之書，一場冤獄使他的生命進入蘇東坡的內心世界，《蘇傳》由是誕生。
入獄之初，父親即囑咐我送些書進去。「詩言志」，當然是送幾本詩集。我把他桌上的《玉溪生詩》送進去。但是李商隱的詩並不適合他當時的生命情境。他要一部蘇東坡詩。當時，只找到一部木刻影印的《施（元之）注蘇詩》，我在書中夾了一張紙條，抄錄了太史公《報任安書》中的名句：「……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他沒有回應。
父親對文字有特殊的敏感，文字可以療傷止痛。我喜歡為他找書，送書。在那時候，書籍是生命，書籍可以使他自由。
未幾，再要我送《東坡事類》。《事類》，清梁廷楠輯，共四冊，藝文印書館版。如此，他已經有五冊書。獄方規定，受刑人最多只能有五本書，蘇軾的研究便是從這五本書開始的。
大約一年左右，他在報上發表了《怕太太的故事》（1968），用陳季常（即方山子）「河東獅吼」的典故，說怕太太的人很多，為何獨有季常背負懼內之名？為他抱不平。文章輕快幽默，似乎和他的處境不太相稱。後來接著寫了《蘇東坡在黃州》一文，這是後來《蘇傳》中的第六章，即「黃州五年」的原型。
蘇軾和陳慥重逢在黃州，此時，季常已經是一個從「園宅壯麗」到「環堵蕭然」的隱士，而蘇本人也是風烈事業歸於夢幻的時候。父親的《蘇傳》便是從這裡開始寫起。蘇軾謫黃時四十四歲，父親遭人誣陷也在四十二三歲，都是壯年折翼。而後二十年，有更多的苦難在等待他們：東坡遠謫海外，而父親終於入獄。他有一種神秘感，他們的命運如此相似。他甚至注意到蘇軾的八字。
文章發表後他在獄中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感謝當時的典獄長周震歐先生的關愛，讓他在圖書館工作，這樣他讀書可以不受限制了，有更多時間可作研究。我們還買到林語堂的（即現正風行的《蘇東坡傳》的英文原本）給他參考。他仔細讀完此書，覺得林著不夠嚴謹，不符史實的地方頗多。這本書沒有觸及蘇軾內心深處，並說這本書是寫給外國人看的。這個觀點和後來張之淦教授的「質正」不謀而合。因為他讀東坡的入手處不與人同，父親有他自己心中的東坡。他的東坡要比這個大得多，是「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的東坡，是「瘴海炎陬，去若清涼之地」的東坡，是「九死南荒吾不悔，茲游奇絕冠平生」的東坡。
出獄之後，他帶回家的是一本自編的《東坡年譜》，粗糙的紙張，用手裝訂的。他記住了二千多首蘇詩的三分之二。他不得不替東坡作傳了，在獄中四年，是和東坡共同生活的四年。他逐漸認識了蘇東坡，他漸漸懂得什麼是命運，他寫東坡，寄託如此之深，好像自己已經栩栩然化為東坡了。
父親沒有師友，沒有同事，沒有學生，沒有助手，甚至沒有收入，所有的只是老伴無怨無悔的支持。他寫《蘇傳》，是找到了一個比自己大千萬倍的歷史人物，告訴自己：這點冤屈不算什麼。
1975年台北學生書局影印了王文誥的《蘇詩編注集成》，因為要六百元，他三進三出書店才決心買了下來，他喜歡王文誥的創見，但是未免「膽子太大」，所以去取謹慎。2003年初我在北京的書店裡發現了孔凡禮的《蘇軾年譜》三大卷，不覺眼睛濕潤，那時候一書難求，那裡面有那麼多材料是父親當年要抄、要借才能看到的。
在寫蘇傳的過程中，父親還寫過一篇短文《宋人與茶》（1975），因此和日本淡交雜誌的楠田觀山建立了文字交。楠田通漢學，又是書法家。二人雁便往來，父親贈予自己的著作，楠田先生則寫了一個條幅回贈，寫的是東坡的句子：「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泉試新茶。」大概是父親在信中流露出故國之思吧。父親去世後我和他通過一次信，果然是書家手筆，還是以未能親見父親為憾。這一段文字因緣恐怕是父親唯一的一次與人交流他的著作，而竟然是外國人。
父母在1980年赴美依子女生活。父親在去世前兩年（1989）問過我有沒有聽過關於《蘇傳》的批評，我直說沒有。
我覺得父親很寂寞。
直到張輝誠2015年12月發表在報上的《尋找李一冰》一文，我才知道這部書受到各方的肯定，但是這已是本書出版了三十二年之後，作者已經去世了二十四年。
貶謫黃州是東坡文學高峰的開始。於是，中國有了文學的東坡。父親也是因為冤案的折磨，困心衡慮，因同情而理解，所以留下了《蘇傳》。一本好的傳記作者和傳主之間必定會有血肉相連的關係。清劉鶚在《老殘遊記》序文中說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種「哭泣」：《離騷》是屈大夫的哭泣，《史記》則太史公之哭泣，《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哭泣。如是，《蘇傳》便是父親的哭泣。或許這是命運的定數，天降大任的道路必須如此酷烈。
李雍
2020年3月於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