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生命中，天賦一腔邁往之氣，一副熱烈心腸，再經後天儒學者的嚴格訓練，兩者統合起來，成就為一個抱負非凡、才氣縱橫的知識分子。他那胸襟浩蕩而正氣凜然的人格，隨時隨地發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們的眼前。
人世從無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所以需要正直而勇敢的批評，帶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
作為一個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必有勇氣為天下先，擔起這份艱危的職責。他們必須特立獨行，不為世俗所蔽，不與現實妥協，勇於撻伐社會中現存的成見、迷信和一切腐舊的功利思想；更須奮不顧身，向已經建立起來的權威挑戰。
所以，如無這種使命感，而且樂與世俗同化，追求物質或感官享受，心有畏懼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真正的知識分子，必具強烈的正義感和是非心，不向任何權勢低頭，只對自己的思想見解負責。要說的話，就痛痛快快說出來；要哭要笑，就大聲哭笑。他們是觀念的行動人物，所以從來不屑瞻顧，更不稍自掩飾鋒芒。
然而，總是披著虛偽外衣的現實社會，怎能容忍如此認真的異端存在？尤其是最現實的政治社會，更不能聽任一個異端的言論散布四方，動搖權勢的架構。
蘇軾一生，幾與禍患相終始，其故即在於此。
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文化大帝國，蘇軾生在這個知識廣被推重、文化達到巔峰的時代，故能以生長於西南偏鄙之地的一個草野青年，一入京朝，立即嶄露頭角；但是宋代的文化雖然燦爛，而士大夫所操持的現實政治卻並不理想，使一個原想出山「求為世用」的「鳳凰」，成了被人人厭惡的「烏鴉」。
蘇軾從政以來，與實際政治的當權人物，幾乎沒有一個不曾發生過衝突。王安石、呂惠卿當權時，他是反對新法的尖兵；司馬光做相，本是互相尊重的同道，但只為了差免役問題發生爭論，幾乎要遭排斥。不過王荊公和司馬溫公，都還是各有政治原則的偉大人物。及至劉摯為相時代，大家只為權勢利祿自謀，他之發動台諫，圍剿蘇軾，只是怕他奪位而已。蘇軾對此只有一片「破琴之夢」中的悲憫而已。
蘇軾的偉大，在於他有與權力社會對立的勇氣與決心，一則得之於知識力量的支持，二則出於「雖千萬人，吾往矣！」那份天賦的豪氣。這兩種氣質合起來，造成他「薄富貴，藐生死」的大丈夫氣概。這氣概，雖然使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精神財產，然而，自古以來，幸福和偉大，常不兩得，自由與安全，亦無法兩全，蘇軾之必須成為悲劇人物，幾乎是必然的命運，但他也和蘇格拉底一樣：「果是天意如此，我很樂意接受。」
蘇軾在政治上的表現，是以「氣」使「志」；而文學上的成就，也得力於善用其氣，千年來的文學批評家，幾乎公認此是蘇軾的特質。蘇軾自論作文，有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明白說是胸中自有一股蓬勃之氣，能夠役使筆力，盡情發泄，由此得到快意。又曰：「作文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映生。」雲之行，水之流，皆是氣勢之動，動止皆由於氣。
蘇軾逝後將七十年，宋孝宗趙眘好其文而追慕其人，贈太師，敕曰：「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御制《蘇文忠公集》序並贊，解釋「氣」和「節」的關聯，則曰：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之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
《宋史·蘇軾傳》承其意，「論」曰：
……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
又王稱《東都事略》總論曰：
受之於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為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為之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慍，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
凡此之論，皆言氣之為用，而蘇軾自論氣之本體，認是形象之外，非力而致，超乎生死的一種永恆的力量。他說：
是氣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韓文公廟碑》）
蘇軾因為自信「生有自來，逝有所為」。所以面臨天人生死之際，能說：「生無惡，死不墜。」又深信軀體雖亡，但「不待生而存」的這腔浩然之氣永遠不死，所以他在給維琳長老的信上說：「死生亦細故爾。」氣不恃力而行，所以維琳勸他臨終莫忘西方，錢世雄勸他「至此更須著力」，他便回答道：「著力即差。」
蘇軾生平雖好佛學，但不過用以疏解一時的心理痛苦而已，臨命卻不苛求「外力」。錢世雄問他：「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蘇軾斬釘截鐵地回答他道：「此語亦不受。」
維琳和錢世雄都不足以知蘇軾。其實，他於病危中答維琳偈中，已笑鳩摩羅什妄想以西域神咒的法力來挽救生命之舉為「浪出」，焉肯自於彌留之際，妄起「往生西方」之念，拋卻儒學家的本分——剛大之氣，至死不衰。
蘇軾一生與謗毀、誣陷和迫害相糾結，在被侮辱與被壓迫的苦難中，自尋種種紓解的方法，像搜尋治病的藥方一樣勤勉。莊子的齊物哲學給他的影響很大；佛學，特別是禪門的了悟，自喻為得常啖食的豬肉，對他也很受用；不論如何困苦，他都熱愛生命，所以對於服食求神仙的玄說，也常寄以幻想；最後發現自己總是一個生於大地上的凡人，所以於歌詠愛情、友誼、佳肴、美酒，欣賞書畫藝術之餘，更以最大的熱忱，尚友陶潛，要以回歸自然，做他最後的歸宿。
「人間何處不巉岩」，人生本就充滿痛苦。蘇軾文字中，充滿種種超脫的譬喻，都是他紓解心理壓迫的良藥，因此使他成為煩惱時代里勇氣和樂觀的代表，使不幸的人學習他的豁達，度過心靈的黑暗時期；使幸福的人，對在苦難中奮鬥的人，生出同情與敬佩。
蘇軾是一個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歡和朋友作毫無遮攔的諧謔，恣意說笑，但卻絕對容忍不了庸俗，特別厭憎虛偽的做作。他是一個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罵，他就用「嘲諷」來發泄這種情緒。充滿機智的嘲諷使旁人稱快，卻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來，同情他的多數人，從那些諷喻中，領略他的熱情，欣賞他的正直。
每個時代，每一個人，都能從他這面大鏡子里，發現自己懷有與他同樣的感情，同樣的理解，同樣的詩情畫意，只是我們說不出那些天生的好言語來。所以，他的若干詩句，文章中許多片語，流傳在千年眾口中，成了婦孺皆知、人人引用的俗諺或成語。
蘇軾說話，喜歡用譬喻，甚至一篇文章開頭，接連用七八個譬喻來幫助說明一個事實，使物我之間，物物之間，發生無窮的聯繫，產生無窮的想像。蘇軾的文字，自言「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所以能隨物賦形，從心所欲，說一件事，理直氣壯，描寫一個物，維妙維肖，用最簡單最少的字眼，表達人間萬象。
蘇軾筆下，元氣淋漓，不但波瀾壯闊，而且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接，時而把人帶到永恆的邊緣，驀地又回到平凡的人世。所以千年來的讀者，驚呼：「東坡，其仙乎！」
古來詩人，被稱為仙者，只有李白和蘇軾二人。自賀知章稱太白為「謫仙」後，「詩仙」幾乎成了他的專銜，婦孺皆知。第二個被稱仙的詩人，只有蘇軾，曰「坡仙」，因他曾夢仇池，又曰「仇仙」。
現代學人葉嘉瑩分析這兩大詩仙的不同，以為李白是「仙而人者」，以其恣縱不羈的天才，生此庸懦鄙俗的人間，不為世容，原是命定的悲劇；東坡則是「人而仙者」，所以他和我們一樣有做人的煩惱和痛苦，不過他有幾分飄忽的仙氣，得從超越凡俗的曠觀中，獲得解脫。
所以我們總覺得李白天馬行空，如在天上；而東坡永遠和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大地上，同其悲歡，同其好惡，像個親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