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百物皆無」的生活環境，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而精神食糧——書物的匱乏，對一個讀書人所造成的威脅，像失落靈魂一樣的痛苦，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像的了。
蘇軾當日倉皇渡海，當然不會攜帶書物，住定以後，就為無書可讀而非常煩惱。第一次由張中陪同往訪黎子云時，見到他家有《柳宗元集》數冊，正如久渴之人得見一甌清泉那樣急切，立即借了回來，終日玩誦。曾季狸說：「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至東坡而後發此秘。」許彥周說：「東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云家有柳文，日久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正因沒有他書分散注意，終日玩誦，得與作者神會，始生歡喜。故陸遊說：「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柳子厚、陶淵明二集，謂之南遷二友。」 其故在此。
後得在惠州服官的老朋友鄭嘉會（靖老）來書，說有書千餘卷，將托舶運裝到海南來借他，蘇軾原本有意用著述來排遣憂患，因為沒有參考書，就什麼也不能作，正如陶淵明《贈羊長史》詩所說：「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所以就和此詩，以謝鄭君。
…………
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逾。
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
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葯俱。
…………
鄭嘉會借書，先後兩次，都是托由廣州道士何德順經手船寄的。船本不多，書又笨重，所以寄運甚費時日，真是無可奈何之事。
蘇軾沒處可跑，常往黎子云家去玩。一日碰到天下大雨，借了一頂斗笠，一雙木屐，穿戴起來回去。後來有人畫了一幅「東坡笠屐圖」，他自己作贊曰：「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 就是用柳宗元的句法。
海南人慣以椰子殼作冠，從蘇軾父子看來，卻很新鮮，父子二人都作了《椰子冠》詩。然而蘇軾不能忘情於元祐前期，他所創製的筒高檐短帽，士大夫爭相仿製的「子瞻樣」，慨然曰：「更著短檐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詩人心靈中，充盈著許多熱烈的感情，被現實生活激發起來的思想和感覺，血液裡面膨脹的慾望和情緒，錯綜變幻，構成詩人一串串的夢。將這些夢，用語言文字編織出來，就是詩。詩中，蘊蓄著詩人真誠的生命。
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是他歸向自然生活的夢，幾乎全部用意象來喚起讀者的情感。詩中表現一波一波的意象，儘是他樸素的夢想。這個夢畫出隱逸生活的情景，使所有困於塵俗的讀者為之神往。
蘇軾是一個流落天涯而又失去自由的人，更是只好以一個夢想來編織他的精神世界，作他無可奈何的歸宿——「以無何有之鄉為家」，則雖身羈海外，亦未嘗不歸，這就是蘇軾今日「以不歸為歸」的哲學。
紹聖五年二月，蘇軾作《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首揭其由，這是一個「夢」——「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夢裡確是歸鄉，醒來卻空無其事。他所夢想的歸鄉，不寫舟車之勞：「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車闔門。」這個倦於塵勞世患的老人，只能在夢中滿足他歸鄉的慾望。也只有夢還，則不論海南漢北（蜀）距離多麼遙遠，往來都很方便。續曰：
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敝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挈往來而無憂。……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丘。警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
此文寫成後，寄與弟轍，要他同作。這時候，蘇轍方從雷州再遷循州，一時無暇及此，就將它擱下來了。直到軾已故後，蘇轍整理家中舊書，才又撿出這篇遺稿，乃泣而和之。 又據晁說之（以道）說：「建中靖國年間，東坡所和《歸去來兮辭》，方才傳至京師，他的門下賓客中，有好幾個人跟著和作，都自以為『得意』。陶淵明於一日間紛然滿人目前了。」參寥也忽然拿了一篇和作來給晁以道看，約他同賦，以道婉謝曰：
「童子無居住，先生無並行。我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
參寥領悟，索回和作，納入袈裟袖第中，用杭州土話說道：
「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
和《歸去來兮辭》後，蘇軾意猶未盡，又把陶的原作拆散，寫成《歸去來集字十首》。
自到海南後，蘇軾對於道家神仙之說，已經遠無初到惠州那時的狂熱；而這晉代田園詩人，卻恍然如在身畔，行起坐卧，似同一室，他和我們一樣，兩隻腳踏在這痛苦的大地上，和我們共同享有從這大地上生出來的悲歡和苦樂。
不過，陶蘇二人經驗不同，天分有別。淵明意主澹逸，詩語「微至」已足；東坡豪邁，故多豁達之辭。所以軾雖和陶，而意境不同；蘇軾學不到淵明的澹逸，但他也自有其恢詭陸奇的達人本色，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
正如我們眼前有這樣兩個人：一個是三家村中的恂恂宿儒，神閑氣靜，眉目清澄，語言全從平凡的情理出發，令人覺得可親；一是做過大事、經歷風濤的豪士，眉宇軒昂，英氣內斂，辭鋒犀利而坦率，令人覺得豁達。前者是陶潛，後者便是蘇軾。
淵明的人生哲學，寓於「形、影、神」三詩之內，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恬淡主義者，他的生活理想，但求平淡安適。
他認為人有生死，與草木之有榮枯一樣，死亡既是不可避免，則有生之日，便該從容享受酒與感官的快樂。
形是身，影如名，形影不能分離，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既然人有必然要死的命運，形影皆空，所以人生應該聽任「神」之自然，「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不必刻意惜生，徒然陷形神於無助的痛苦之中。
蘇軾則好以浪漫的神秘知覺來體驗人生。他認為大千世界中，一切形象變化，彈指頃事，微不足道。唯有物我心靈間的妙悟，超脫形象之外，始入永恆。
他認為形與影相因而成，隨物而化。形如火上之煙，火盡，煙即消失。人之形體，不但要因時間的摧殘而老衰，甚至一念前後，已失其故，所以不足依託。
影如鏡中之像，鏡子壞了，而影仍不滅，因它「無心但因物」，萬變而不竭。
道家的仙境，釋氏的佛國，都很渺茫。本想跟從陶翁，避到酒鄉去住，無奈醉有醒時，依然難逃人生劫數。
回顧平生，真同兒戲，被人指目毀譽，了無意義，不如弄起一把火來（弄火，佛語），好的壞的一起燒了，從此肩上沒有負擔，「神」就自然超脫。
陶、蘇二人，對人生的基本觀念，歧異在此。
蘇軾初至海南，即將自揚州和陶《飲酒》起至紹聖四年丁丑十二月止，所作和詩一百零九首，檢寄蘇轍，要他作「敘」，意欲單獨別為一集。後在海南，續有和作，至元符三年四月，聞赦命後，寫成最後一首《和陶始經曲阿》詩止，共得一百二十四首，輯成《和陶別集》。
《和陶歸去來兮辭》與《歸去來集字十首》不在前數之內。因為前者不是詩，後者不是和作，只能算是附錄。
蘇過作《志隱》一篇，自跋云：「……遂賦《志隱》一篇，效昔人解嘲、賓戲之類，將以混得喪，忘羈旅。非特以自廣，且以為老人之娛。」全文甚長，姑引片段，聊見一斑：
大塊之間，有生同之。喜怒哀樂，巨細不遺。蟻蜂之君臣，蠻觸之雄雌。以我觀之，物何足疑？彭聃以寒暑為朝暮，蟪蛄以春秋為期頤。孰壽孰夭？孰欣孰悲？
況吾與子，好惡性習，一致同歸。寓此世間，美惡幾希。乃欲誇三晉而陋百粵，棄遠俗而鄙島夷。竊為子不取也。子知魚之安於水也，而魚何擇夫河漢之與江湖；知獸之安於藪也，而獸何擇於雲夢之與孟諸。松柏之後凋，萑葦之易枯，乃物性之自然，豈土地之能殊乎？……
這篇文章之整個風格，特別是氣勢與雄辯這一特色，將它置於《東坡集》中，恐怕誰也無法分辨。尤其全文立意，脫胎於莊子齊物哲學而成其曠達，簡直就是蘇軾人格之再現。難怪老人讀了，不禁大喜道：「吾可以安於島夷矣！」
蘇軾有意跟著自寫一篇《廣志隱》，更深一層來討論窮通得喪之理；但對兒子，卻勸他作《孔子弟子別傳》。兒子還年輕，應該接受儒家的正統思想，求為世用，而不該走老莊這條路子。這也是天下做父親的人，同樣的苦心。
父子二人，在桄榔庵里，以努力寫作排遣孤寂。餘下時間，他又勉勵兒子抄書。那個時代，雕版印刷術雖已出現，但是書籍的流布還不太廣，求書仍不甚易，讀書士子還是習慣於手抄經史，因為抄書不但可以免費得書，還能幫助記誦，練習書法。
到海南後，蘇過先抄了一部《唐書》，再又借了一部《漢書》來抄。蘇軾《與程（儒）秀才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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