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八 惠州和陶

一個出身農家,長於西南小城,自少浸淫在詩書、美術和大自然懷抱里的青年,一自誤入仕途,便跌落在樣樣與自己性情相違的現實中,三十餘年,無法自拔。這三十餘年中,看盡了人間的不平、官場的醜陋、士大夫們的寡廉鮮恥、權力鬥爭場里的詐偽變幻,總算熬到暮年,應該全身退出這走錯了一生的道路時,不料還要再度遭逢生死邊緣的禍患,被貶過嶺。

任何一個人,到此悲慘境地,都不免感慨平生。精神生活越豐富,內心的衝突也越激烈。蘇軾今日,既已被忌於權力世界,為現實政治所不容,天涯流落,茫茫無所歸著,則此未死的余年,總須有個寄託。崇信道術,是宋朝知識社會普遍的風氣,而羅浮又是丹鼎派法壇之所在。於此,神仙世界裡的各種幻想,就在他眼前閃爍出瑰麗的光芒。

然而,神仙世界終究只是傳說範圍里的幻想,海上三神仙,總只存在於煙雲縹緲之間,丹藥吃多了要送命,則如何建立一個足以抵抗苦難、重歸自然的實際生活,毋寧是蘇軾目前更為急切的要求。於是,他回過頭來,要找陶潛為師。

淵明出身於天師道世家,與道教也深有淵源,但他並不相信神仙之說,詩言「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即是此意。他另闢蹊徑,另外構思出一個現實世界裡的理想國來,將這構想非常完整而具體寫出的,就是《桃花源記》和詩。

陶淵明認為人與萬物,同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夠用一片平等心來領悟自然的本態,享受自然的和諧,使人、我、物三者混成一體,遂能徜徉自得,上觀四時的運行,俯覽花木的榮落,以回歸自然的精神打破時間的界限;現象雖然因時而有不同,但生命的本質卻並無差異,人與萬物同是天地間的無限生機,人與自然合一,精神里便再也沒有任何衝突。

蘇軾自己說,南來以後,只有《抱朴子》的神仙思想和陶淵明回歸自然的精神,支持他在苦難中兀立不倒。他作《和陶讀〈山海經〉》詩中,引葛洪和陶潛為追求理想世界的同志,並且認為自己和葛、陶二人可以合繪一幅「三士圖」,以為學道雖然晚於葛洪一步,而作詩卻未必不如淵明。

陶淵明並不生來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隱士,少壯時代,曾經崇拜田疇、荊軻那類人物,是個「撫劍行游」的遊俠兒,即因志不得伸,非常果斷地立即歸去。他之回歸自然,一半出於性情,一半也是人生挫折所產生的反射。

淵明晚年,氣概不衰,仍然是個不為時移、不為勢屈的倔強老人。蘇軾認為淵明這種性情,頗有與自己近似之處。

經歷挫折,而皈依自然,淵明詩《歸田園居六首》,最能表達那份與自然同樂的精神。茲舉其第一首為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些詩篇,給予蘇軾非常強烈的共鳴,因此下定決心,盡和陶詩。

那是紹聖二年(1095)三月初四日,蘇軾往游白水山佛跡岩,洗溫泉浴,在懸瀑之下晾發。傍晚,浩歌而歸,不覺到了荔枝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荔枝樹上結實累累,個個都有芡實那麼大了。荔園的主人,是個年已八十五歲的老叟,對蘇軾說:「等到荔枝成熟可食時,希望你能攜酒來游。」

蘇軾回到家來,躺在床上休息。聽兒子過在朗誦陶淵明的《歸田園居六首》,不禁頓生感觸。不說別的,即如第一首中那兩句:「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又:「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豈非都是蘇軾今日口所欲言的言語,心所嚮往的生活?淵明所描畫的村居,隨處皆是,隨時可得,這才是今日蘇軾唯一安穩的出處。因此即從床上躍起,下了決心,要於揚州和陶《飲酒》之後,續作《和陶歸田園居》,然後「要當盡和其詩乃已」!

這個決心,不比等閑,盡陶淵明一生所作的詩歌,一一步韻和唱,雖然陶詩卷帙不多,但也不能不算是個天大的心愿了。

以詩人生活而言,淵明所寫的田園之樂,已經那麼動人,而陶潛另一美麗的想像——混合傳聞的事實,所構想的理想社會——桃花源,則更令人嚮往。

桃花源,那是一個男耕女織,各盡其力,各取所需,沒有待完的稅課,沒有政府管束的平等社會;男女老幼都過著自然的生活,不用勞心,沒有爭奪的自由樂土。這個樣子的社會,對於一個不容於現實世界,彷徨失路的人,實是太大的誘惑。

桃花源真實的地方何在?這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居民,到底是從哪裡、從何時來的?桃花源里的人是否都已成了神仙?這許多問題,歷來的文人,穿鑿附會,爭論不休。

蘇軾認為世傳桃花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所記,但言桃花源居民的祖先,為避秦亂逃到了這個地方,漁人所見,是其子孫,並非成仙不死的秦人。文中有「殺雞作食」的話,蘇軾說:「豈有仙人而殺生者?」《和桃花源詩敘》說:

……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陳寅恪作《桃花源記旁證》 ,主要是考證它紀實部分的所生地和年代,認為真實的桃花源,地在北方的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真實的桃花源居民的祖先,所避的不是秦始皇,而是苻堅的「秦」。蘇軾認為世間類乎桃花源的地方很多,不必定是仙人之居。陳寅恪非常推重,認為「古今論桃花源者,以蘇氏之言,最有通識」。

其實蘇軾認為桃花源人間多有,作舉南陽和青城兩個實例,以及他曾夢見的仇池,皆實有其地;而且其地的居民,過著寧靜自然的生活,也都健康長壽。他之所以要如此肯定這一點,目的是強調他一定能夠得到避世的桃源,用樂觀的精神來安慰自己心裡的空虛和彷徨。

淵明與子儼等疏里說:「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蘇軾認為淵明這句老實話,與他同病。

陶和蘇都是深沐儒家教養,個人道德嚴正,責任心極重的人。陶作《榮木篇自序》說:「總角聞道,白首無成。」《詠貧士》詩說:「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像這類話,蘇集中也俯拾皆是。蘇軾南遷途中,還說:「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反將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兩個都是「志士不忘在溝壑」的人物。

皈依自然,目的是在爭取精神生活的自由;要過自由的精神生活,必須徹底放棄物質慾望,才能不為外物所役,就不為別人做奴隸。雖然淵明一生,從來沒有脫離過饑寒貧乏的日子,但他「憂道不憂貧」,活得很快樂。蘇軾出處雖與淵明不同,「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但他向不重視金錢,到手輒盡,所以到禍患來時,安家費用還須弟弟接濟,自己所帶一點薄蓄,到了惠州,卻因提倡做社會公益事業,幾乎全部花進去了,寫信給南華長老說:「書生薄福,難蓄此物。」所以不如花了,反而覺得身心輕安——觀察一個人對金錢的態度,最能正確反映這個人的品格。蘇軾在惠州一年後,衣食漸窘,《和陶貧士七首》中,論陶之窮,卻曰:「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飢。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說自己的景況,則曰:「遙憐退朝人,糕酒出大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真是,世上豈有堂堂男子漢而向貧窮低頭者。

淵明有張破琴,弦壞了,也不修配,作詩說:「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蘇軾贊道:「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

人須如此淡泊,才能隨遇而安,進入回歸自然的生活。蘇軾《和陶歸田園之一》曰: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

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

…………

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

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

斗酒與只雞,酣歌餞華顛。

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

…………

人要能夠不向物質低頭,則貧乏不足困人,禍福皆無緣而至,人便可從世網中解脫出來了。又如:

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

霜飆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人須不肯苟同於人,才有獨立不屈、完整的人格氣象,這一點他和陶潛沒有兩樣。

唯有在評論歷史人事上,陶與蘇的觀念,便不大相同了。此因兩人訓練不同,出處相異:陶只是個純粹的田園中人;而蘇不然,無論怎樣,他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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