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時讀書人，用世的途徑非常狹窄，一旦遭逢患難，不得已須過退隱生活時，大多只能照顧自己，不再留心世事了。上焉者，葺治庭園，吟風弄月，作一身安適之謀；下焉者，征歌選色，恣意口腹，盡量發泄肉體官能的享樂。唯有蘇軾不然，雖已年近花甲，而且被放於蠻荒的嶺外，但他依然精神飽滿，按捺不住「為人」的一腔熱情。
雖然他沒有很多錢，可以大規模做幫助別人的事，也沒有權勢，可以影響別人來做社會福利工作；但他還是隨時找機會，做他能夠做的施予之事，從施予中獲得滿足，汲取快樂。
蘇軾步行江邊郊野，發現到處都有野死者的枯骨，一任日晒雨淋，無人掩埋，為之惻然，便找機會與惠守詹范商議，籌募適當的經費，使收拾枯骨，造為叢冢。
這項收埋暴骨的工作，後經程之才大力推動，由羅秘校者專司其事後，範圍就做得大了，蘇軾也自捐出錢來，提倡這件善舉。與羅秘校書，有云：「……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去回稟，亦有少錢在二士處，此不覙縷。」不但出錢，還作《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於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叢冢，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紹聖元年（1094）八月，蘇軾到嶺南來的途中，舟泊江西太和縣，遇到當地一位退休官吏曾安止，拿出一本所撰《禾譜》稿來向他請教。蘇軾看後，認為此書未譜農器，是其一大缺失，因為生產工具的進步，其重要性實不下於育種。
蘇軾說，從前在武昌時，看農夫播秧，都騎一種「秧馬」。這秧馬是木做的，用榆棗木做馬腹，利其滑潤；用楸桐木做馬背，因其質輕。其形制則腹如小舟，首尾高昂，背如覆瓦，以便兩髀緊夾，雀躍泥中。用蒿草將秧縛在馬首，隨走隨打，日行千畦，較諸傴僂插播，工作的勞逸，就完全不同了。
為要加強傳布這種進步的農器，蘇軾作《秧馬歌》，詳述形制、操作及其效用，希望別處都能仿製使用。那時代，地方官負有勸農的職責，所以蘇軾將《秧馬歌》遍寄與所熟識的守令，可惜「罕有從者」。只有博羅縣令林抃（天和）躬率田者製作試驗，再經改良，更加合用，使本來「腰如箜篌首啄雞」的插秧工作，變得「聳踴滑汰如鳧鷖」，輕鬆地在畦東畦西行走了。
惠州的農民都用秧馬了，蘇軾認為浙中稻米，幾半天下，遇到將去江浙的人，他便口講指劃地教他，希望能夠傳與吳人。
程之才公畢離惠，蘇軾追餞於博羅香積寺。寺下有道溪水，水勢很大，蘇軾認為如築一座周圍百步大小的水塘，置水閘，利用這注水力作碓磨，使轉兩輪而舉四杵，可以幫助寺僧礱米。他將這意見向在座的林抃說了，林令也就認真地去做，蘇軾很是高興。
惠州自水東（歸善縣）至水西（惠陽），中隔東江，行人如織，一向用簡陋的竹浮橋通行，但是江流峻急，竹橋甚易沖壞。蘇軾認為如用羅浮道士鄧守安的建議，改用船橋，就可一勞永逸。其方法是以四十舟聯為二十舫（兩船相併為舫），鐵鎖石碇，隨水漲落，以渡行人。
蘇軾發動有力者如程之才、漕使傅才元和惠守詹范等協力籌措經費，自己沒有很多錢，連朝服用的犀帶也捐了出來，邀鄧道士來惠州同住，經辦此事。一兩月間，即已竣工，名之曰「東新橋」。
州西豐湖上，原有長橋，屢作屢壞。棲禪寺僧希聞大力改造，築進兩岸，造飛樓九間，全用石鹽木構築，堅如鐵石。蘇軾熱烈贊襄，但他無力捐獻，只好遠向蘇轍的夫人史夫人勸募，史夫人把從前內宮所賜的金錢數千都捐出來了。
兩橋落成之日，當地的老百姓歡欣鼓舞，蘇軾《兩橋詩》說：「一橋何足雲，歡傳滿東西。」又曰：「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人民對生活建設的熱烈反應，盛況空前。
蘇軾來惠州途中，曾游廣州白雲山麓的蒲澗寺，非常欣賞有名的蒲澗水，詩言：「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對此甘冷異於常流的泉水，印象十分深刻。
至紹聖三年（1096）冬，羅浮道士鄧守安又為蘇軾說起一件廣州人民飲水的大事。其時章楶（質夫）已罷知廣州，接任者王古（敏仲），是故相王旦的文孫，王素的侄子，與知友王鞏是從兄弟行，以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蘇軾與王家兩代知交，他就將這福利廣州市民的供水計畫，建議敏仲來做。書言：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鹽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下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裡間用葵茅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每歲買大筋竹萬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
王古果然是個勇於為民做事的好官，接納蘇軾的建議，立刻著手進行。經他實地勘測度量，竹管從蒲澗出山，循平地直達廣州東郭，長僅十里。所以只要大竹五千竿就夠鋪設了，照前函預算還可減少一半。
引蒲澗水的竹管裝起來了，蘇軾高興之極。但是那麼長的一條暴露地上的水管，難免發生通塞的問題。蘇軾再函敏仲，提出他的辦法：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綠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劃少錢，令歲入五千餘竿竹，不住抽換，永不廢也。
惠州新建海會禪院，法堂甚為宏壯，蘇軾已助了三十緡錢。院旁有一山陂，從寺右彎彎曲曲地繞前面山麓，長達一里；左邊原來築有長堤，與豐湖為界，瀦為魚塘，每到年終，封閉塘口，就可竭澤取魚。蘇軾打算將這魚塘買下來，然後鳩工牢築下塘，永不開口，塘水漲溢，湖魚就可自由出入豐湖了，所活鱗介，歲有數萬。他為這個放生池，幾乎是傾囊以赴，本地也有幾個人出錢相助，還是不夠，只好寫信向程之才和老弟蘇轍化緣，不久，如願作成。
這海會禪院，今名永福寺。放生湖仍在，惠人刻磨穹碑立於道旁，大書「宋蘇文忠放生湖」。
蘇軾在惠州，只是個垮台的罪官，貧窮的異鄉人，應該自顧不暇。他卻傾出滿懷熱情，凡是有益於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無不立刻伸出手來，儘力而為。在惠州這幾年，著實做了不少利人濟物之事，但他還對朋友慨嘆道：「老人沒用處！」（《致程正輔書》）
蘇軾日常生活中，有兩項經年不倦的癖好：一是合葯，二是釀酒。
蘇軾之好弄醫藥，由來已久。仁宗朝，朝廷編行《惠民濟眾方》，啟發了他的興趣。在黃州，結交了醫學造詣很深的聾醫龐安常，曾經認真下過研究的功夫。在杭州任上時，適因災後流行時疫，他創設病坊，合葯（聖散子）施眾，活人無算。這時候，他熱心道家的學術，又進一步研讀孫思邈的《千金方》，頗有心得。
中醫與西醫不同，憑藉經驗為主，現代人稱為經驗醫學。蘇軾非常熱心於收集驗方，同時推五行運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藥的基本。如《與龐安常書》一則，可以作他們之間研究討論的例子。
端居靜念，思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故也。《太玄》：罔、直、蒙、酋、冥。罔為冬，直為春，蒙為夏，酋為秋，冥復為冬，則此理也。人之四肢九竅，凡兩者，皆水屬也。兩腎、兩足、兩外腎、兩手、兩目、兩鼻，皆水之升降出入也。手足外腎，舊說固與腎相表裡；而鼻與目，皆古未之言也，豈亦有之，而仆觀書少，不見耶？
……古人作明目方，皆先養腎水，而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氣盛，則水不下泄；心氣下，則水上行，水不下泄而上行，目安得不明哉！孫思邈用磁石為主，而以硃砂、神曲佐之，豈此理也夫？安常博極群書，而善窮物理，當為仆思之，是否？一報。
蘇軾論肝，則曰：「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為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良以血不得歸故也。」（《與徐十二書》）論脾，則曰：「脾能母養余藏，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脾胃固寧，百疾不生。」（《與孫運勾書》）
因為漢醫是經驗醫藥，缺乏實證性的理論根據，所以它的內容就不免糅雜。如上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