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過得真快，忽爾新春，又進入了元祐朝的第八個新年。
蘇軾離開家鄉，初履汴京之地時，才逾弱冠，恍惚之間，則已五十八歲，垂垂老矣。於此三四十年間，他在這十丈紅塵的京城裡，度過好多次繁華而又熱鬧的新年，但以今年是他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次京華新歲，惜乎也是最後一次。
宣仁太皇太后自垂簾聽政以來，經歷七八年間的努力，幸得邊疆平靖無事，國內安和，政府給人民以休息生復的機會，使原已凋敝的民生，瘡痍滿目的邊境，都逐漸恢複了生氣。
更幸運的是元祐七年，江南各地豐收，像這樣大有的年成，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過了。蘇軾這次還朝，《至都門先寄子由》詩即曰：「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宋朝定都於汴，而財用的根本則在江淮；江淮豐熟，即是國家經濟最大的收穫，人人都要額手稱慶的。
唐宋時代，京城新年，最熱鬧的高潮是上元觀燈。從十四至十六日，開放禁區三天，自天子以至庶人，及時行樂，共慶昇平，據《宋史·禮志》：
唐以後，正月望後，開坊市門，燃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大內正門結綵為山樓，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宣德）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後增至十七、十八夜。
《東京夢華錄》：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內前絞縛山棚，遊人集御街兩廊下，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
又曰：
諸幕次中，家伎競奏新聲，與山棚露台上下，樂聲鼎沸。……華燈寶炬，月色花光，霏霧融融，動燭遠近。
又曰：
元宵，宣德樓上垂黃彩簾，中為御座，兩垛樓各掛燈球一枚，方圓丈余，內燃椽燭。
這山棚裡面的景色，據《夢粱錄》，是這樣的：
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樓，悉以彩結山沓，上皆畫群仙故事，左右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手指內五道出水（是謂水燈）。其水用轆轤絞上燈棚高處，以木櫃盛貯，逐時放下如瀑布狀。又以草縛成龍，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令百姓同樂。
這年燈夕，蘇軾以近臣陪侍皇上在宣德樓上觀燈，作《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記述他所參與的安和康樂時代的歡欣和鼓舞：
澹月疏星繞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
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昇平。
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
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
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
其時，高麗使者在京，求購宋刊的一部大型類書《冊府元龜》和歷代史，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移牒國子監印造，國子監知有不便，申稟都省下禮部看詳，禮部尚書的蘇軾立即表示反對。
他說，高麗入貢，目的在貪圖厚賜，而且名為通好，實則替北遼做間諜，畫山川險要的地圖，窺測虛實。此番又欲求書，這些書必將流入北遼，是使敵人周知我國的地理險要，危害邊防甚大。
關於北遼利用宋人印刷書物的情形，蘇軾幾次三番提過警告。前三年，蘇轍使遼歸來，進《論北朝事宜札子》（《欒城集》）亦言：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朝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在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其中章疏策令，言朝廷得失，若令盡得流付北界，上則泄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
蘇軾未因他的文集流傳外邦而沾沾自喜，而政府也確已定了「禁出文書」的法律。蘇軾現在堅持朝廷必須遵守法律。當時法律規定，河北榷場（宋與遼、金、西夏接境處之互易市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目的即在防範契丹（遼），現如給書高麗，則與給書契丹無異。「若高麗可與，即榷場之法亦可廢。」然而，執政們舉《國朝會要》說：淳化、祥符年間，已曾賜過，現在再許收買，並不妨事。
會要者，不過是歷朝的政事記錄，僅備檢閱之用，它不是法。若說援例，蘇軾說：「這不是有例無例的問題，例亦不能推翻法律。」
不論蘇軾爭得如何聲嘶力竭，執政官眼明手快，議論未定，書已發給高麗使臣，出國去矣。蘇軾只有嘿然。
上年（元祐七年，1092）九月，朝廷曾經下詔說：等郊禮完畢，將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
關於南北郊祀，即分祀天地或天地合祭的問題。依三代禮法，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原是分別舉行的。自王莽於元始年間，改為天地合祭以來，歷代相因，從無變革。
宋元豐間，神宗下詔要恢複北郊的祀典，未及實現，現在舊事重提，眾議遂起。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等一班儒臣，各持一說，聚訟紛紜起來。
即如蘇氏兄弟，在這天地之祭分合一議上，意見亦有不同。蘇轍是主張行周禮的「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而蘇軾則根據《詩經·周頌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他認為這是經有明文，合祭天地的證據。事事尊重實際的蘇軾，認為祀典應由天子躬親主持，而天子日理萬機，不宜於一年之中兩舉大禮，太過費時費力。所以，為了上符典則，下合時宜起見，應天地合祭。於是，上《圜丘合祭六議札子》，旁徵博引，都三千言，請求朝廷，將原札付群臣看詳。
不料朝廷下令眾官集議，蘇軾認為「集議」這個方法，辯白不出一個真正的是非和結論來的，再上《請詰難圜丘六議札子》。
蘇軾所提「詰難」的方法，要反對者來公開詰難他的六議，倘如他失敗了，即從眾議。基於「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是議論一件國之大事的認真態度。避免各說各話，莫衷一是，最後不是依從說話者的政治地位，俯首推讓；即是混沌一片，草草決議，都非追求真理之道。
最後，雖然並未舉行「詰難」的論辯，而詔從天地合祭之議，蘇軾終於獲得了勝利。
在此熱烈議禮之時，朝中另生一股暗流，秘密醞釀成熟，於同年三月間，爆發出來。由御史董敦逸出面，連續四狀攻擊蘇軾；御史黃慶基連續三狀彈劾蘇軾。大帽子是「洛黨稍衰，川黨復盛」，指蘇軾援引四川人和他的親戚入朝為官，培養個人權勢。對付蘇軾，除了摭拾一些瑣碎無根的事故外，大體上沿襲熙寧、元豐間李定、舒亶這輩人的讒言和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的誹謗，以為誣陷之具而已。
所述瑣碎之事，如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配罪；在杭州時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以反對賜書高麗為違旨等皆是。其他兩大支柱，則是援引黨與和指斥先朝。
援引黨與，系指王鞏、林豫、張耒、晁補之、秦觀等，都是蘇軾所推薦入朝為官的，指責因此「奔競之士，趨走其門如市」；蘇軾薦呂陶為起居舍人是因為呂陶與軾交厚之故；蘇軾推薦宗室趙令畤，則因軾在潁州時，與令畤往還甚密，「每赴趙令畤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卧內，惟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為丑」；文勛以篆字游於蘇軾之門，轍遂薦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夔州路轉運使馮如晦，因是川人，遂除館職；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邵，是軾、轍的表弟，所以除為都大提舉茶事的肥缺。
關於指斥先朝，謗詆先帝者，則都是從蘇軾當中書舍人日所作制誥中，斷章取義，羅織成言。如行李之純誥詞，說以厲王之亂比擬先帝之政，行蘇頌誥詞以武帝之暴，比擬先政，行劉誼誥內，有「安知有今日之報」語，認為「此語尤不忍聞」，指貶呂惠卿誥，謂「實詆先帝」等等。
蘇軾宜興買田，被曹姓業主詐賴，拒不交產，一拖八年，反被指為「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指其「穢污之跡，未敢上瀆聖聰」。凡此肆無忌憚、顛倒黑白的話，也只有在是非不明、凡事不願追根究底的政治社會裡，才敢那麼胡言亂語的。黃慶基綜論蘇軾，言辭兇悍，他說：「蘇軾天資兇險，不顧義理，言偽而辯，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眾，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者也。」
董敦逸和黃慶基兩人，自三至五月的兩個月時間裡，連上七個這個樣子的彈章。五月十二日，宰臣奏對延和殿，三省聯名進呈。
左相呂大防奏曰：「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西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所以事或失當」；等到太皇太后和皇帝臨御，順著老百姓的需要，隨事補救，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譬如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寬免老百姓的逋欠，以厚民財；仁宗皇帝即位，罷修宮觀，休息民力，都是因時施宜，用以彌補前朝的缺失，從來沒有聽聞當時的士大夫說過這是謗毀先帝的。只有元祐以來的言事官，才這麼用來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政，意極不善。
蘇轍跟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