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別兩年，京朝的局面，已經完全不同。
雖說是呂大防與劉摯分任左右二相，而大防這個老實人，卻聽由劉摯翻雲覆雨，一手擺布。劉安世領袖諫垣，聲威赫赫；王岩叟簽書樞密院，主掌軍事；梁燾為禮部尚書，管領文教。朔派大將，個個位居要津。更可怪的，原是洛學弟子的朱光庭、楊畏、賈易諸人，既失靠山，一起歸附了劉相門牆，劉便利用他們做政治打手。
所以，蘇軾一至宮門報到，賈易立即擢升，當上了侍御史。這是誰都明白的安排，是個鷹出韝、犬突圍的陣勢。可憐的蘇軾，已經成為目標中的獵物，是無可置疑的情勢。
蘇軾也很警覺，索性揭穿這個陰謀，細數從前他與賈易之間的嫌怨，留京定要遭殃，據此堅乞外放州郡，避免發生糾葛。七月初六所上札子，是這樣說的：
……賈易，（程）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
其後召為台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不久必須言臣並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
蘇軾的結論是：
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睦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
因此，蘇軾「血懇」太皇太后賜予一郡，以免發生轇轕。「貼黃」 說：「與其將來徇眾多黨與的謗議而被出，不如現在用迴避親嫌的理由，便與一郡的好。」這已不啻是自求保全的哀辭。然而，宋朝的傳統，君權至上，太皇太后不信她不能庇護一個蘇軾，依然堅執不放。
自杭州聞命之日就上疏懇辭起，到此蘇軾已經七上封章，兩進札子，請求外放，仍是難回太皇太后心意。
蘇軾來時，特意實地勘察災情，到京之後，就上札子，報告浙西災傷，他說：「浙西諸郡，接連兩年發生天災；而今年的大水，比熙寧年間的水災還要嚴重。……」就他這兩年在浙中實施救災的經驗，只用糴售常平米這一個辦法，就可以使米價不漲，使人民免為流殍；所以請求朝廷令兩浙運使，估計浙西諸郡到明年七月應糴糧米斛數，在其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劃應付，接續糴賣就可，不需其他濟助。
札上，太皇太后詔准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緡。
侍御史賈易即與楊畏、安鼎聯銜疏論：「蘇軾所報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
賈易只說「乞行考驗」，朝廷不能駁他「毋須再查」。幸而詔旨的詞頭降下中書省時，給事中范祖禹以其職權「封還」，錄黃奏曰：
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訴，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因此懲責，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一波折，使蘇軾大為憂急，因為他深知官場的弊風，事情一經行文地方考驗，地方官為推卸責任，為觀望執政當局的風旨，一定掩飾災情，不敢實奏。果然如此，蘇軾枉坐「奏報不實」事小，而浙西億萬生民，流離溝壑，不得救援，如何得了。
台諫與給事中意見不一，蘇軾急切之間，想起有個朋友可以相助，那是現為御史中丞的趙君錫，以他中丞的地位，有資格講一句話而挽救災區百萬生民。所以立刻派王遹去見君錫，求其一言以助。蘇軾萬萬沒有想到這一個交諗朋友，現在已經變了，他要出賣蘇軾，別求進階，使蘇軾幾乎陷入「離間風憲」的大罪。
七月廿八日，蘇軾再上札子，請求迴避賈易，札尾預言：「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
果然不出所料，四日後的八月初二，太皇太后已有賈易、趙君錫聯銜的彈章，秘密封交呂、劉二相，要他們兩人先行研商，同時還特別叮嚀：「不得遍示三省官。」
賈、趙這份彈章，兼攻二蘇，大部分的內容，儘是多人說過的那套陳腔濫調，重施舒亶、李定故技，新作料只有所舉竹寺題詩一節，誣陷蘇軾聞先帝之喪而心喜，實犯悖逆大罪。
指劾蘇轍者，說他為中書舍人日，泄密命於呂陶；薦王鞏為不當；張耒不俟朝參，先許供職。所責雖皆細事，但給他戴上一頂大帽子，曰：「蘇轍厚貌深情，險于山川，詖言殄行，甚於蛇豕。」
劾蘇軾的主要罪狀，則為書於揚州上方竹西寺的那首小詩。被檢舉的原詩是：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
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
賈狀說，先帝崩逝，人臣泣血號慕，蘇軾卻作詩自慶。原題「山寺」兩句在前，「此生」兩句在後，已經播於四方；後來跡不自安，才另增別詩兩首，顛倒先後兩句，題以元豐八年五月一日，調換詩板，欲自掩飾，其為悖逆，「可謂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
又指軾撰呂大防左僕射麻制，用了一句「民亦勞止，庶幾康靖之期」。認為是將熙寧、元豐間的治道，比作周厲王時代的民勞板蕩，「聞者股慄」。
另又拉扯一大堆廢話做陪襯，說他差免役問題上的反覆變亂，在杭州決配顏章兄弟為橫暴立威；說他浮報災情，虛言水利；說他西湖築堤，科借居民什器，虐使捍江廂卒，只為自己游觀之樂。
八月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依次論及台諫交章，論及蘇軾題詩竹寺一案時，蘇轍即先代奏：
臣兄乙丑年（元豐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門外道傍，見十數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曰：「聞道好個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錫等加誣，以為大惡；兼日月相遠，其遺制豈是山寺歸來所聞之語？伏望聖慈體察。今日進呈君錫等文字，臣不敢與。
蘇轍奏罷，表示不敢參與討論，遂先下殿。
竹寺題詩，倒是一個新鮮材料，而且這罪名若是成立，是可以殺頭的「大逆不道」。不過小人作偽技術非常拙劣，既謂軾詩已經播在四方，又說題尾日月是後所抽換，如朝廷根究，要見佐證，其言立敗。事後，葉夢得游山光寺，還親見該詩的「當時志刻」，葉夢得《避暑錄話》有一條說：
子瞻山光寺詩……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都）回陽羨時也。始過揚州則未聞諱，既歸自揚州，則奉諱在南京（都），事不相及，尚何疑乎！
此案未了，賈易接連又上一章，根據御史中丞趙君錫言，蘇軾曾派秦觀、王遹往說君錫，誣指蘇軾「交通言語，離間風憲」。
這件事，確是蘇軾的冒昧行動，貽人口實。
賈易彈章，引趙君錫的話說：「昨日（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從（御史）台回家，秦觀來見，謝我薦他為秘書省正字。又說：『賈御史的章奏（即言不可以秦觀污辱文館）中說「邪人在位，引其黨類」，此意是在傾陷中丞，中丞應該趕快補進一狀，其事可解。』」君錫認為蘇軾仗勢頤指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自相攻擊，陰險已極。
君錫說，他之舉薦秦觀，是因為秦的文學好，現才知道此人品行浮薄，所以要撤回前薦。
趙君錫又說，同一天的晚上，蘇軾又派他的親戚王遹來見，說兩件事：
一、秦觀為公所薦，今反如此，要加註意。
二、兩浙災傷如此，賈易、楊畏卻說傳言過當，要朝廷察其虛實。朝廷已從其奏，而給事、兩諫官以為當聽其賬恤，不能先下核實之旨來阻礙賑濟。台諫的議論不同如此，中丞豈可不為一言？
於是，賈易述趙的結論為：「君錫乃以為（秦）觀與（王）遹挾軾之勢，逼臣言事，欲離間風憲，臣僚皆雲奸惡。」
秦觀和王遹分別往見趙君錫，傳蘇軾的話，確有其事，蘇轍曾奏：
「昨見趙君錫章，言臣兄軾交通言語事，晚間臣兄云：實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
宋朝的制度，政務官不得與台諫往來，蘇軾謂所傳言，是這樣的：一是希望薦主維護秦觀；二是賑濟浙西災傷案，台諫與給事中持論不一，希望御史中丞趙君錫說一句話，以救兩浙的災民，絕無離間風憲之意。
秦觀得除秘書省正字官，系王鞏托由趙君錫認薦；而賈易反對說「不可令秦觀污辱文館」。秦觀為了此事，要赴訴恩門，求救於舉主，原是常理，蘇軾不過順便帶了一句話：「秦觀已被賈易言了，宜為朝廷珍惜人才。」
令王遹傳語君錫，所說是「台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陷於溝壑，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此言與七月二十八日所上乞迴避賈易札子中所說的完全一樣，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