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生性剛直，善善惡惡，毫不假借。他固然有出盡全力，爭取糧米備賑的仁心，但也有不顧常度、法外懲暴的勇氣。
浙西諸郡，產絲織絹，全國第一。每年年初，政府撥出庫錢貸放民戶，約定於蠶熟後，以織成的絹抵還貸款，實即政府預購，一千輸一縑，稱「和買絹」。這批收購絹例須綱運上京，供中樞配給軍公人員之用。
近些年來，民間故意織造一種「輕疏糊葯」的劣絹，拖到期限迫近，矇混繳納，煽合眾人拒絕官方挑剔，習以為風。但是送到京里以後，受配的官吏軍人，都說兩浙衣賜不好，年有估剝，使原納專典的職官，被枷鎖鞭撻，典賣竭產，還不夠賠償。
蘇軾認為此乃姑息之弊。他命令受納官吏，必須認真挑選，不受威脅。七月二十七日，受納場前，就發生納絹的民戶二百餘人齊聲叫囂的騷動事件，同時擁入州衙，向知州喧訴。蘇軾一面依理曉諭，一面責令仁和縣丞調查，此中必有凶奸為首的人在幕後煽惑群眾，要挾官府。
果然查出是顏巽的兩個兒子——顏章和顏益，他們納和買絹五疋，全是輕疏糊葯、丈尺短少的劣品，受納官拒不接受；這顏姓兄弟立刻就號召到數百人，在受納場上包圍監收的官吏，大聲叫喊示威，秩序大亂。蘇軾即時下令，差人將這顏章、顏益逮捕到案，枷送右司理院（法院）勘查。
逮捕了首惡二人的第二天，人戶繳送的都是好絹了，而且更無一人再敢喧鬧生事。
蘇軾繼續追查這顏家父子的素行，原來他們是犯罪世家，地方惡霸，故意打擊官府的威信，達到橫行閭里的目的。顏巽原是土豪，他曾在衙門裡當過書手，熟識胥吏，因犯贓私和逃稅，兩次刺配本州和滁州的牢城，而兩次都託病保釋出來，即在地方上為非作惡，父子凶奸，使老百姓望之如虎，不敢不聽從他的號令。
這次事故，就案件的本質而論，不過觸犯稅法而已，所以右司理院的判決，只能予以行政處分，對這種凶狡的人，毫無用處。蘇軾認為：「以匹夫之微，令行於眾；欲以眾多之勢，脅制官吏。」這個樣子的社會惡霸，實在不能姑息；右司理院只可依法判處，但顯然不足收懲儆之效，除惡即是保良，蘇軾別於法外加判曰：
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動搖長吏，脅制監管，蠹害之深，難從常法。
徑將顏章、顏益二人，「法外刺配」（臉上刺了花，充軍到遠惡州郡去）。蘇軾一面上奏朝廷，乞狀下本路轉運使遍行約束曉示外，而自於法外作此處分，實已超越了知州的許可權，同時引咎自請朝廷重典。
章上，朝中御史論蘇軾為違法，賈易尤累章攻訐不已。朝廷無奈，一面詔許蘇軾「放（免）罪」，一面將顏章也放了。蘇軾心裡很是不平，覺得州郡官的責任與權力，不成比例，很難做事，上《杭州謝放罪表》，有言：
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
這段話罵盡鄉愿式的官僚政治，對於朝廷的處置不能堅持原則，也深表遺憾。該表還有一段自述個性的話，非常坦白而且沉痛。如言：
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於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於政。雖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
「臨事不能自回」這句話，活畫出一個嚴別是非、疾惡如仇的勇者的面相。
然而事情並未了結，朝廷雖已放罪，御史們還是不赦。後來總攻擊時，這也是罪狀之一。
北宋當時，最大的敵人是北方的遼國；而東北濱海之地的高麗，是臣屬契丹的一個毗鄰小國。契丹人陰蓄躍馬中原之志，有政治預見力的人，都有「心所謂危」的警惕。他們利用高麗人來中國做間諜工作，「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為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論高麗進奉狀》）。所以這些年來，有很多高麗人用各式各樣的名義到中國來，朝貢的、通商的、拜佛的，絡繹不絕。
他們通常都利用商船上的人來做內線，一則求財利，一則要情報，互相勾結，已是存在很久的事實。前幾年有個王子和尚義天來華訪謁各大叢林，即是一端。
明州，即今浙江寧波府，唐宋時代最大的貿易港。高麗人來華，大都是從明州入境，他們如欲到中原各地去遊歷，則杭州是旅程中第一個大站。
因此，蘇軾到任才三四個月，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麗僧人請求進貢的案子。
這事情起源於已死的杭州惠因院僧靜源。這靜源不是一個佛門清凈的出家人，從前曾在濱海地方的寺廟裡住過，慣與出海的舶客交通牟利，那些舶客們在高麗替他做宣傳。因此，元豐末年，高麗王子和尚義天來華時，也曾往拜靜源。
今年，靜源死了，他的門徒和一個叫徐戩的便想出花樣來。那徐戩曾為高麗雕造夾注《華嚴經》板兩千九百餘片，公然運往，得到白銀三千兩的報酬。他食髓知味，乘此機會便鼓動靜源的門徒，帶了他師父的畫像，搭了商船去高麗往告義天。義天就派他的門徒壽介、繼常、潁流和院子金保、斐善五人到杭州來祭奠亡僧靜源。蘇軾令本州將他們送往承天寺安置，選職員二人，兵十名，妥善照管，不許隨意出入。
祭畢，壽介才呈狀稱：臨發日，高麗國母交他兩尊金塔，命他進奉宮廷，祝皇帝和太皇太后的萬壽。蘇軾一面令主管部門退還他的書狀，答覆道：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一面奏報朝廷道：「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以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渺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
蘇軾雖然已將這批高麗使者管在承天寺住，但是仍不放心，特別甄選了西湖下天竺的凈慧禪師思義，來當高麗僧人的館伴，賦予監察的任務。這凈慧學行很高，通達世故，每日與他們講論佛法，詞辯之外，又復步步跟蹤，弄得那些高麗僧人毫無辦法。思義從談話中，把壽介此行的動機和經過問出許多破綻，報告蘇軾。
舊例，外國使至，吳越七州政府所費的招待費，要花二萬四千餘緡，民間所費還不計算在內。蘇軾認為不值得如此靡費，命令所屬州郡酌量裁減。
高麗僧經他奏准，從福建泉州遣送歸國。蘇軾認為刁商招誘外夷，為國生事，必須嚴懲；同時奏奉朝廷准許，將徐戩發配到千里外的州軍編管。
蘇軾對這方面的警覺性很高，元祐五年八月泉州綱首檢舉商客王應年等冒請高麗公憑，發船入大遼買賣。他便上《乞禁商旅過外國狀》，此是當時情勢下必須做的「保密防諜」措施，而執政大臣們，由於和平日久，十分顢頇，對之漠然。
蘇軾治大惡，務嚴峻，絕不姑息；但是對於輕微罪過而事足同情者，他的寬厚，卻又常常出人意表。
有件債務案子，某人欠綾絹錢二萬不償，被債主告到官里。蘇軾把被告傳來訊問，供曰：「我家以制扇為業，父親剛死，又遇今年入春以來，連雨天寒，所制的扇子賣不出去，並非故意不還。」蘇軾看了他老半天，然後說：「姑且把你所制的扇子拿來，我來替你發個利市。」
一會兒扇子取到，蘇軾就中選取白色夾絹團扇二十柄，就拿起判筆來各寫行書、草字，畫枯木竹石，頃刻而盡。給他道：「拿去，趕快變錢還債。」那個人抱扇泣謝而出。一出府門，就被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立刻賣光了，到後一步的還懊恨不置。這故事傳說出去，闔郡稱嗟。
蘇軾對於偶犯罪失的士人，愛護尤甚，因為他經歷過一個寒士的困難，非常同情他們。
一次，所屬都商稅務查獲了一個逃稅的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帶了兩大包私貨，包面上寫作「杭州知府蘇某封至京師蘇侍郎宅」。不但逃稅，而且冒名。蘇軾問他內中所裝何物？此人實說道：「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資為赴京盤纏。我以一百千錢買得建陽小紗二百端，如沿路抽稅，到京就不剩一半。以為當今負天下重名者莫逾先生，所以假冒台銜。不料先生已臨鎮於此。罪實難逃，乞求寬恕。」
蘇軾叫筆吏另加包封，上寫自己名銜送「京師竹竿巷蘇學士收」交給吳味道，且說：「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卻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而去。
蘇轍於本年六月除吏部侍郎，三日後改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味道不知，所以稱蘇侍郎；而蘇軾改寫包封，稱蘇學士。
蘇軾治郡，對於魚肉人民的豪強，雖然絕不放過，但是那個時代，國家承平日久，社會安定，所以真正的巨奸大憝，並不常有，犯行大多是些偷雞摸狗，迫於饑寒而起的細事。在蘇軾人道主義的觀念上，求生是人的基本權利，因求生而致犯罪，實在可以同情，甚至想到自己在這裡做官，戀戀於這份俸祿，也不過是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