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獲知太皇太后允准給予一郡，而且給的是他「魂牽夢縈」的舊遊之地，不禁有鳥出樊籠之喜。因為他是稱病請郡的，所以作《病後醉中》詩，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病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聲。
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雖然別人忌妒他飛黃騰達，在他自己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他已體驗盡了政治社會的冷酷無情，看透了攘奪政權者不擇手段的醜惡面貌，蜚言滿路，謗書盈篋，他終於明白，事情不能完全歸咎於「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樣要遭忌，要挨罵。所遺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卻不能一盡才識報國的心愿。
但從個人生活言，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天倫樂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麼多傑出的青年朋友從游門下，輦轂之下，人才濟濟，他更不愁沒有朋友，談詩論畫，日子過得非常熱鬧。
蘇軾離京後，首赴南都晉謁張方平，問候這個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輩范鎮（景仁）於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訃告至京，蘇軾感念平生，不禁大慟，除設位祭奠外，他有責任要了一件心愿，這心愿，他就在南都張家住時完成了。
范鎮為老蘇的同鄉好友，非常欣賞蘇軾這個晚輩。熙寧年間，詔舉諫官，首即推薦蘇軾可當此選，再舉孔文仲為賢良。兩遭壓抑，范鎮上疏力爭，不報，他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堅請致仕，多年來一直家居許昌，不再聞問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為司馬光和范鎮一定會同時出山的，朝廷也竭盡禮遇地徵召這位國家的元老。但是范鎮說：「我六十三歲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稱引年），而七十九歲再來，豈合於禮。」堅決辭謝。
從前，蘇軾得罪下御史台獄時，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蘇軾與人往來的文書，作為羅織的資料，人人怕得不敢說話，范鎮卻不顧一切，上書神宗，竭力保救。謠傳蘇軾在黃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慟，要立刻派人恤慰他的家屬。……蘇軾本以為這次可以同在京師相聚了，不料他初則堅卧不起，現在則又忽爾薨逝。追念兩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蘇軾決心要為蜀公志墓，以踐宿諾，無如在京時，烏煙瘴氣里，靜不下心來寫這篇大文章，心裡總是不安。
李廌來說：范蜀公將薨前數日，「鬚髮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蘇軾說：「蜀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所以發於外者，才能如此。」
蘇軾不肯如韓愈一樣，隨便為人寫「諛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蘇軾撰《趙清獻公（瞻）神道碑》，他復奏道：「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因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蘇軾自負的地方，嘗言：「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馬光、趙瞻、范鎮和張方平，其中趙清獻公一碑還是辭謝不了，勉強寫的。
現在，他在南都靜住了快一個月，一面陪伴衰病的樂全老人聊聊天，一面專心撰述范蜀公的墓志銘，這兩老都是最早識拔蘇氏兄弟的前輩。
在此期間，受他薦舉以布衣而為徐州教授的陳師道（履常，一字無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來看他，先向當時的徐州太守孫覺請假，莘老不許，陳便託疾私行。這是違背官常禁例的行為，但是師道不顧這些。
兩人晤敘甚歡，蘇軾行時，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來打算送到靈壁，因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這位後來開江西詩派的大詩人作詩呈軾曰：
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
昔為馬首銜，今為禁門鍵。
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
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
後來師道已除太學博士，便遭言官彈劾，指責他違法越境訪蘇，再出為潁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廣文先生。
蘇軾泛江而下，渡淮河，過山陽，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潤州太守黃履遠來迎迓。黃履於元豐年間為御史中丞，是審理詩獄案的群凶之一。那個時候，他是高坐堂上的問官，蘇軾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納，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現在卻毫不在乎地堆滿一臉笑容，鵠立江邊。蘇軾心裡明白，這是因為浙西路管轄六州，以錢塘、揚子二江為界，潤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頂頭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趨炎附勢，無恥竟至如此。
至潤州，更料想不到當年第一個舉發蘇軾詩中意存謗訕的沈括（存中），目前閑廢在潤，他亦往來迎謁甚恭。蘇軾覺得這真何苦，心裡更加厭薄其人。
既至潤州，立即往訪金山寺的了元禪師。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師號。
當他悄悄來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為大眾僧侶說經，蘇軾直趨座前，佛印見到，戲言道：「學士何來？此間無你坐處。」
「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
「山僧有一轉語，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系玉帶，請留以鎮山門。」蘇軾便將玉帶解下，置於几上。於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欲於何處坐？」
蘇軾不及應答，佛印便急呼侍者：「收此玉帶，永鎮山門。」
兩人相對大笑，佛印並以衲裙一條回贈。以蘇軾的捷才，還是輸給了禪門的機鋒，所以次韻詩有這樣的話：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機鋒。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五燈會元》載此事：「東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儘是恆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或為事後所作，無補於勝敗，聊記於此。
了元之得賜號「佛印」，因為元祐二年間，高麗和尚法名「義天」者，航海至明州，疏請遍謁中國叢林，問法受道。據傳，義天本是高麗國的王爺，詔令朝奉郎楊傑為館伴。所至吳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禮來接待。到金山寺求見了元，了元卻坐在禪床上直受義天的大拜，館伴楊傑大驚，問故於了元，和尚說：「義天既已出家，他的身份只是一個異邦的和尚，叢林規矩如此，不能為他改變。」朝廷認為了元頗識大體，賜號「佛印」。
據《金山志》：了元佛印禪師，字覺老，饒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參禪宗名僧廬山圓通寺的居訥禪師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繼遷淮上斗方寺，廬山的開先和歸宗寺；與蘇軾結交是蘇在黃州，他住持歸宗的時候，蘇曾贈他怪石供；後即住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縉紳多與之游，名動朝野，曾蒙神宗賜予高麗磨衲金缽。他是一個極有地位的禪師，據釋惠洪《冷齋夜話》所記，親見元公出山時騶從之盛，說：「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豈是傳說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侶，仰賴社會供養，自成一個特殊階級，雖然不是貴族，卻是貴族的高級附庸。
明人把佛印、東坡和杭伎琴操扯在一起，造作許多故事。其實蘇軾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認識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兩年間，佛印在金山，亦從無來游西湖的文獻可征。說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伎湊成一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傳奇性了，何況以一個和尚或一個伎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給人一種痛快的發泄，如此而已。
旅程中，路過湖州，「傷心舊地，罪官重來」。蘇軾心裡，不免有無限的感慨。但他這些年來，飽經風霜，禍福興衰，只把它當作過眼雲煙，再也不願重提那些舊事。
只是吳興有幾個後輩，開筵歡宴這位前輩先生。他們是故黃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運使張仲謀、福建轉運判官曹輔（子方）、以左藏副使為兩浙兵馬都監的劉季孫（景文），臨濮縣主簿、監在杭商稅的蘇堅（伯固）和杭人張弼（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與歡談劇飲，非常高興。
席間，蘇軾說起十五年前（即熙寧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與楊繪（元素）同舟，張先（子野）、陳舜俞（令舉）也要一同去訪時知湖州的李常（公擇），他們一共五人，後來又有劉述（孝叔）參加進來，同游松江。夜半日出，置酒垂虹亭上，當時，除出詞人張子野已經八五高齡外，其餘的人都在壯年，鬧酒的興緻很好，有人喝得爛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闋《定風波》小令，末章有「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 那樣的話。
這次會後，六人重聚不易，蘇軾時常懷想。元豐四年在黃州聽人傳說松江橋亭已被海水沖坍，他還感慨：「追思曩時，真一夢耳。」不料再過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蘇軾一人尚在人間，壽命無常，人生如寄，那時候年紀最輕的他，現在代替了張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裡禁不住一陣悲涼。
張仲謀請作《後六客詞》，蘇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