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子由說：「東坡黃州以後文章，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蘇軾自言寫文章是他生平一大樂事：
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矣。
自述創作過程中「文思潮湧，觸處生春」的樂趣，尤其動人：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可知也。
他這枝天生健筆，雖然能夠給他帶來痛快淋漓的快感，但也給他惹上無窮的災禍，然而這是思想家的武器，藝術家的工具。「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原是生命相與的事業，無可言說。而且，文字的創作，即是個人性情的表露，絲毫勉強不得，即如二蘇自幼為學，本出同一源頭——「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 。但因兄弟賦性不同，表現在文字上的風格和品評文字的態度，也就完全相異。蘇轍是個樸實厚重的人，所以他所仰贊的歐陽文章，著眼於「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蘇軾不然，他看評文章，首重氣勢，所歡喜的是筆鋒精銳、議論英爽之作，看到一篇好文章，即拍案稱快，如歐陽文忠初見他的文字一樣，連呼快哉、快哉！又如他欣賞李廌的文字，即在於它有飛沙走石之勢，所以，夏均父詩說：「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
蘇軾作文雖求快意，筆墨淋漓，看似平易，但也有工細的一面，非如後世那些斗方名士，興到為之，隨手揮灑，自稱才子。他也一樣有句斟字酌的過程，細針密縷的工夫，和歐陽文忠一樣。
歐陽修作完一文，便將稿子貼在牆壁上，坐卧之間，隨時復看，隨時修改，必至自認完美無疵，方肯脫手示人。蘇軾雖然才思敏捷，落筆之前，先有腹稿，旁人只見他文不加點的才氣，但他自己腹內經營，並非完全不需推敲，只是靈感來得快，他又敏於捕捉，不著痕迹而已。
前人於蘇軾諸孫處，得見數幅詩稿真跡。有一幅和歐陽叔弼（棐）詩，「淵明為小邑」句，初去「為」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二字，改作「縣令」，凡三改才成現在這個句子。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作「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句，確有語病，仍須塗抹再三，改而又改。
蜀中石刻東坡文稿，改竄之跡累累，費袞《梁溪漫志》里，具注兩篇，頗堪玩味。
不過他讀書多，記憶力強，一筆在手，左驅右轉，無不如意，確也是罕見的才能。
蘇門中人，常有旁觀蘇軾當眾寫作的機會。一日，蘇軾與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等人會於私第，忽然有旨，令撰《沿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葯詔》，他便磨墨伸紙，落筆寫下開端「於赫神考，如日在天」八個字，適遇外間有事，蘇軾擱筆暫出，諸人擬續下句，都猜不出他的意思。
過了一會兒，蘇軾回來，馬上援筆續寫道：「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
諸生大為嘆服。
這段時間裡，蘇軾有《鶴嘆》（一作《病鶴》）這一首名作，雖欲以鶴自況，但結果則又不免感嘆「愧不如鶴」，而以「難進易退我不如」來自嘲，寫盡身不由己的悲哀。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
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鵩乎？
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
俯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為子娛。
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
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
另一他身後的傳說，尤為有趣。
洪景廬（邁）在翰林院日，公閑，到庭院中去散步，見一老叟在花叢前曬太陽，隨便問他是哪個地方的人。老叟說：「京師人，幾代都在翰林院里當院吏。現在八十多歲了，年輕時還見過元祐朝的各位學士；目前子孫仍在本院作吏，所以養老於此。」接著又說，「聽說今日文書甚多，學士才思敏絕。真不多見」。
景廬面有得色，便說：「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
那老人點點頭，然後嘆道：「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他不曾檢閱書冊。」
景廬大為慚赧。
這景廬即是著《容齋隨筆》《夷堅志》的洪邁，是一位學問淵博、究極群書的學者，官至敷文閣待制、端明殿學士，終亦不如蘇軾記憶力的特強。《容齋隨筆》里指責蘇軾詩中用事錯誤的地方很多，也許是老吏一言的刺激使然，其實，些許小節，亦不足為大詩人病。如太后以金蓮燭送他歸院那一晚，蘇軾連撰呂公著平章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三制，必須於頃刻之間寫成，才能於當夜呈核，翌晨宣麻。而讀者以為：「三製成於頃刻之間，擷史粹經，悉出吐屬，可見其奮疾如風。」到底不完全是苦學所能達到的天才境界。
蘇軾元祐在京師，先後不過三四年間，除奏議外，所作《內製》集有十卷，附《樂語》一卷，《外製》集有三卷，文繁體備，內容有朝廷典制、宮禁儀文、宰執恩例、館閣掌故、寺觀致禱、原廟告虔、外藩部落與邊臣使客間的朝聘燕饗、撫綏存問，另有修省哀慕、節序令辰的應景文字，包羅萬象，竟有八百餘篇之多，可見他工作之重，下筆之快。
而且在此期間，他還有若干皇皇巨制的大文章，如二制官公祭司馬光文，范鎮取以志墓者；《司馬溫公行狀》；敕撰《富鄭公（弼）神道碑》《趙清獻公（瞻）神道碑》《范蜀公（鎮）墓志銘》：凡此皆是一代偉人，言行要作天下的模範，事功要作國史之根據的，豈是等閑文字。又如《張方平文集敘》《歐陽文忠公文集敘》，為范純仁作其父《文正公（仲淹）文集敘》，也都關乎一代政事、文運流變發展的歷史，只有蘇軾才有資格撰寫文章；而且在私人關係上，張方平、歐陽修、富弼、司馬光對他的提掖，范鎮對他的關愛，知遇之感，獎掖之恩，使他不能不竭盡心力，記述他們的事功行誼，以不朽的文章才配記述不朽的人物。
只有作詩，他自己也說：「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與王定國書》）這雖是黃州後期的話，但很明顯，他的興趣集中到書畫上去後，詩情便偏枯了；同一理由，蘇軾元祐在京，政務忙碌，稍有公退餘閒，則朋友往來多，宴飲聚會多，談玄說藝，把所剩的精力時間都用盡了，這段時間裡，詩詞方面，幾近曳白。
趙翼《甌北詩話》說得不錯：「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揚歷中外，公私事冗，其詩多即席即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煩，故遣詞或有率略，押韻亦有生硬。心閑則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詩之易工也。」
所以蘇軾元祐前期的詩作，不但數量很少，而且竟無一篇可與黃州名作相提並論的。
至於蘇軾作詞，歷來最受批評，大抵指他以詩為詞，不協音律，不可歌唱而已。南渡女詞人李清照作《詞論》，目空前古，持論甚嚴，她說：
……至晏元獻（殊）、歐陽永叔（修）、蘇子瞻（軾），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
不但易安居士如此說，如蘇門陳師道亦言：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晚唐五代之際，詞之初起，它的生命是音樂，原不過供人歌唱的艷曲，寫景則不出閨閣園亭，寫情則不外傷春怨別，所以填詞必須協律，意境限於溫柔婉約一路。
以後經過多少詞家的努力，詞的意境才擴大到可以抒寫自我的情意，成為有鮮明個性的文學創作中之一體；但各家表現的風格，總還拘束在濃麗的色澤和纖細柔婉的意致中，跳不出這個狹隘的範圍。而胡寅（致堂）《酒邊詞敘》說：
柳耆卿後出，掩眾制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外，於是花間為皂隸，而耆卿為輿台矣。
這自是最高的稱譽，王灼《碧雞漫志》亦說：「東坡先生非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這便是說，蘇詞雖然不諧舊格律，卻能創出新道路。自唐、五代以來，蘇軾首先跳出向來低吟淺唱的調門，以軼塵絕俗的豪氣，高唱他胸中激蕩的感情。高亢處出神入天，率性而行，音韻格律再也不能約束，甚至連詞調句法的限制，他也不管，如《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照詞調應為五、四、四斷句，但他寫的卻是「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依凡理，這是一闋破壞格律的壞詞，但是王國維說這闋和韻詞的才情境界，反而凌駕章楶原唱之上，「才之不可強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