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之初，由司馬光和呂公著舉薦起用的盈廷朝士，大部分是蘇軾的同輩朋友，但當面對現實政治，利害不同時，即使多年交好，立刻就變臉色。蘇軾對於人情的變化莫測，獨自感嘆道：「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蘇軾的友誼生活中，真能與他義氣相投的，不過幾個知愛的後輩，他如有所汲引，也只這幾個慣坐冷衙門的書生而已，此外，兩三個書畫名家，做在朝時期的詩伴畫友而已。說到晚輩朋友，立刻就會想到大家習聞的「蘇門四學士」，即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和張耒。
黃庭堅與蘇軾本為筆友，詩文往還已有多年，而從未識面。這次從監德州德安鎮任上，被朝廷召為秘書省校書郎，甫於元祐元年入京，一月初八，第一次來謁蘇軾，以洮河石硯為贄。
秦觀登進士第未久，原在外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蘇軾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做校正秘書省書籍的工作。
晁補之，字無咎，為從學蘇門最早的一人，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都是第一。神宗親閱其文，稱：「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原為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入京為太學正，後遷秘閣校理。
張耒，字文潛，少年時在陳州遊學，蘇轍時任學官，深愛其才，蘇軾是在老弟家中認識他的，稱其文：「汪洋沖淡，有一唱三嘆之致。」張耒感切知己，因從軾游。以進士官著作佐郎，原在京師。文潛雖自及第以來，一直度其苜蓿生涯，但長得軀幹魁偉，大腹便便，貌似寺廟中的彌勒佛，陳後山詠文潛曰：「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為飢聲汗為雨。」刻畫得非常傳神。
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蘇軾主試館職。宋制，凡除館職，必須進士及第，歷任成資（符合一定的年資），經大臣保薦，學士院考試入等（合格），才能授職。
宋沿唐制，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合稱三館。凡在三館者，皆謂館職；職居校理、檢討、校勘以上者，皆稱學士。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
這次學士院舉行館職試，黃庭堅以李常或孫覺薦，晁補之以李清臣薦，張耒、晁補之、張舜民等五人，並擢館職。黃庭堅遷著作佐郎，加集賢院校理，張耒、晁補之並遷秘書省正字。秦觀未與薦試，因為他的「歷仕成資」還不夠格。
因為他們是蘇軾主試所拔擢的職官，一日之間，建立了座師與門生關係，而他們後來都做到三館檢校以上的職務，所以並稱「蘇門四學士」。
張耒有詩稱述他們師弟幾人當年的風姿，如言：
「長公（軾）波濤萬頃陂，少公（轍）巉秀千尋麓，黃郎（山谷）蕭蕭日下鶴，陳子（師道）峭峭霜中竹，秦（觀）文倩麗舒桃李，晁（補之）論崢嶸走珠玉。」 雖是一門之言，卻頗能道出各人不同的風格，包括做人的風度和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在內。
詩中所說的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又號後山居士，先由蘇軾會同李常、孫覺合薦，以布衣為徐州教授，後用梁燾薦，除太常博士來京，從蘇軾游，蹤跡甚密，所以有人把他和李方叔（廌）加上，合稱「蘇門六君子」。不過無己自言他的師承是曾鞏，有句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後來他與黃庭堅共為江西詩派的宗師。
宋代制度，京朝小官，俸祿甚薄，而以從事文教工作的先生們為最窮。蘇門這幾位學士，自然不能例外。
不要說元祐初期，他們都還官小祿薄，即使後來官階高了一點，依然還是窮酸。如秦少游於紹聖年間，已官黃本校勘，住東華門之堆垛場，與時官戶部尚書的錢穆父（勰）為鄰。某年春日，少游實在窮得過不下去了，作詩致隔鄰的穆父求助，詩曰：
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
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
穆父立刻派人送了兩石米去，賙濟他的困境。
晁無咎也是一樣，蘇軾詩《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說：「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又《戲用晁補之韻》詩曰：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
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洒令人飢。
試問鳳凰飢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
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如陳師道，清寒耿介，一絲不苟，最後竟因無衣禦寒而死。那是建中靖國初年的事，師道時任秘書省正字，被派陪祀郊丘。時值嚴冬，非重裘不能禦寒，他只有一襲舊皮袍，他的夫人與趙挺之的夫人是嫡親姊妹，就向趙家借了一件，師道問這是哪裡來的，他夫人不敢隱瞞，從實說了，師道說：「你豈不知道，我從來不穿別人衣服的？」拒不肯穿，只著一領單裘到郊野去，竟感寒疾而死。 得年才四十九歲。
元祐當時，蘇軾位高，祿亦較厚，而且依照慣例，撰內外製都有額外的「潤筆」收入，如草宰相「麻」，退即有旨，賜牌子金一百兩。所以經濟情況比諸在三館的門人，要好得多。
不過蘇軾向不看重金錢，毫無積蓄，而且認為一般人所說的節儉，實是慳吝的別名。這時期，收入雖然豐厚，但他還是四壁蕭然，室無長物，甚至不怕小偷光顧。曾自記元祐在京一事：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蘇門中以李廌為最窮，蘇軾常常賙濟他。蘇軾出知杭州時，朝廷賜物中有馬一匹，便將它送與李廌，並且顧慮到李廌得馬救窮，一定要賣的，則必須寫張公據給他，證明來源，才能脫手。於是他親筆寫了一張措辭委婉，又絕對不傷李廌自尊心的「馬券」給他，原文是：
元祐元年，余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為書公據。元祐四年四月十五日。
這馬券，後在眉州刻了石，有拓本流傳。又有黃庭堅題跋一則，極饒風趣，跋曰：「天廄馬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癢痛者從旁論砭疽爾。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並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蘇軾的仁厚，不在贈馬，在於那一番體貼別人的心腸。
不過，「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是精神世界裡的滿足，物質上的匱乏，不足以壓倒他們。
蘇門中人，各有獨特的成就，相成的關係甚淺。
蘇軾是個天才型的人物，挾其天馬行空的氣魄，逞其健筆，昂首高歌，趙翼論之曰：「坡詩不以鍛煉為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獨絕也。」
黃庭堅和陳師道卻截然與他相反。庭堅認為文學上的成就，終須由積學而來，與徐師川書說：「詩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庭堅對於蘇軾的天才和氣魄，自知無法超越，故有意無意之間，想要另闢蹊徑，出奇制勝，但是鍛煉過甚，則不免走入生澀拗僻的魔陣。
陳師道是北宋第一個苦吟詩人，專心致志，逐字推敲，葉夢得《石林詩話》傳述道：
世言陳無己每登臨得意，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頭，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犬貓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至鄰家。
作詩如此嘔心瀝血，與蘇軾全憑才氣的路子不同，所以後來他盡棄所學，與黃庭堅同宗老杜，開江西一派的詩運。
秦觀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故其文字抒情婉約、寫景清麗，時人譏其纖弱，秦觀亦自認少時用心作賦，習慣已成，雖風調優美，總脫不掉「詞人之詩」的面貌。
張耒為詩，自然清新，務為平淡，頗受白樂天的影響，而蘇軾對他們兩人，則曰：「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晁補之以文自雄，詩不如賦。
李廌文詞肆放，蘇賦稱之「有飛沙走石之勢」，詩亦才氣橫溢，似乎有點師門氣概了；然而畢生窮愁潦倒，終至豪氣盡失，變入幽逸一路。
蘇門師友，各有風格，而蘇軾也真能尊重他人獨立的成就，他自己是不受任何格律束縛的天才詩人，所以也不強人與他同調。正因有此涵量，所以他能網羅天下人才，創出自由的文風。故東坡時代的宋詩，萬象紛呈，各具自家面目，別有氣象；盡脫唐人窠臼，賦予宋代文學以新生命，創出宋詩的新境界，下啟江西詩派二百餘年的新詩運。
蘇門六君子中，蘇軾獨於黃庭堅較敬重。一是山谷在諸生中，年紀最長，元祐元年，他已四十二歲，只比蘇軾小九歲。兩人相見時，黃已頗有聲望，所以他們的關係始終是在亦師亦友之間。二是山谷少年早慧，很有一點恃才傲物的脾氣，蘇黃二人，格調不同，因為太熟的關係，有時也不免互為譏誚。如蘇軾論山谷詩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