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三年（1088）開科省試，蘇軾奉詔與吏部侍郎孫覺（莘老）、中書舍人孔文仲（經父）同權知禮部貢舉。正月二十一日領事，薦舉鄭君乘（元輿）、黃庭堅（魯直）、梅灝（子明）、上官均（彥衡）等為參詳官，以單錫、劉安世、李昭玘、廖正一、秦觀、晁補之、舒煥、孫敏行、蔡肇、鄒浩、張耒、李公麟等為點檢試卷官。
這年大雪，使京畿方數千里地的交通阻塞，四方應試舉人能夠如期抵京報到者，不及三分之二。蘇軾上札請求將考期展延半月，免得孤寒舉人，趕路不及，轉見失所；又為顧全定例三月內必須發榜，請求照南省條式，御試不分初覆考，聚眾考官於一處共定等第，同時增加考官和執事人數，以便趕於限內完成試務，如期發榜。
二月初三日開試，蘇軾率領同官於鎖太學前入闈，是年應試舉人實到者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其時，大雪紛飛，朔風凜烈，考場里苦於酷寒，士坐庭中，竟至噤不能言。蘇軾酌令寬放若干不必要的禁約，使應考舉子得以從容寫作。
宋代防範考試作弊的方法，大體沿用唐制。唐是「棘圍截遮」，宋則「鎖院」，考官考生進場之後，用一把鎖把考場鎖起來，關防十分嚴密。二是禁止挾帶，為防範舉子夾帶，所以要實施解衣搜身，這辦法，宋太宗時認為有辱士體，曾經一度廢止，但是後來流弊太大，又不得不恢複了，不但禁止攜帶任何書物入場，甚至連包裹筆硯用的紙張，也一律限用青紙，以防用色紙來做「小抄」。三則考卷上密封姓名，是即所謂糊名彌封制，用以防止考官作弊，真宗時始用於禮部策士。另外還有「謄錄」一項，即考官所閱的卷子，只是謄本，使他不能從辨認考生的筆跡發生作弊。凡考生與考官涉有親嫌的，例須「移試別頭」，以資迴避。這一類科場防弊的辦法，目的固然在於求取考試的公平，但是讀書人的人格尊嚴，卻已遭受了嚴重的損害，尤其是解衣搜身這一項，直接觸犯舉子身體，最為令人難堪；而且為了鄭重其事，搜身的巡鋪官都派宮裡的內臣充任，驕橫凶暴，對待讀書舉子如小偷，如囚徒。
這次考場里，因此甚不太平。
考試第一天，巡鋪內臣鄭永崇、石君召就抓來兩個口傳作弊的舉人。經執事人將他們所寫試卷逐一點對，只有十九個字相同。蘇軾說，只有考經學的，不許傳義口授；考進士的，須是懷挾代筆，方令扶出。
「扶出」，就是命令退出考場，實是攆出，那時代在用語上，也還相當尊重士子的體面，即使對作弊的考生亦不例外。
蘇軾認為這顯然是巡鋪官舉察不當，決定不予受理，而巡鋪官卻堅持要放免這兩個舉子。蘇軾札奏朝廷：「若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即舉人無由存濟。」請求撤換巡鋪官。
這班巡鋪內官，認為太沒面子，後來抓到夾帶舉子三人，依法「扶出」時，他們命令兵士大聲呼喝；至十一日又抓到蔣姓舉子時，巡鋪內臣陳慥索性指揮三五十個兵丁齊聲大叫，使得全院考生考官，莫不驚惶失措。
蘇軾領銜奏說：「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眾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乞賜行遣。」 有旨：送內侍省撻逐之。
宋朝科場的積弊，本來很深，夾帶槍手，非常普遍。夾帶的資料，初時還是考生自己用蠅頭小楷寫成小冊，私帶進場。後來書店為了牟利，索性印成小書，稱為「夾袋冊」，高價賣與考生。因此，考完一場，場中「遺編蠹簡」，竟至成堆。政府雖曾禁止出版，但無實效，才用解衣搜身的辦法來防止夾帶，由朝廷特派內臣來擔任這監查的任務，因此發生以上種種糾紛。
另一煩惱是要求「特奏名」的特權分子多得不可勝計，考官一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前來投狀，稱今年是「龍飛榜」，要求法外推恩者無計其數；再加經朝省下狀，說是已經奉旨核准的「特奏名」者已有四百五十人之多；最後又接尚書的札子，要增添恩額數百人。蘇軾和孫、孔等都認為「天下之患，無過官冗」，歷來朝廷所放恩榜，已經幾千了，何嘗見過奮勵有聞之人。「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用之財，祿無用之人。」實在是個極大的弊害。他們責在主試，只能依照近日聖旨遵辦，但望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已足，免使官冗積弊，有增無已。偃武修文，是宋太祖所定的國策，太宗御試貢士，采拔很寬，至仁宗朝殿試竟已例不黜落。他們寄望在殿試中將這些恃特權免試的人大量裁黜，誰人肯做這種得罪巨室的事，當然是要失望的。
根據參詳官黃庭堅手寫的書帖，這場貢舉，應試的考生總數是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初二上奏禮部中式的進士只有五百人，約為每九個半考生中取一人，錄取額為十分之一強。但至皇帝御集英殿策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者，竟達一千一百二十二人之多，超出正式考中名額一倍以上。
他們在試院中工作，歷時四十四天。這次考題，按照元祐新制，詩賦、經義並試。蘇軾所出的題目中，有一條是：「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的意思，是拒之使不得進，讀去聲。「難任人」與「忠信昭」為對，蘇軾習大科時，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他這題目是從那裡聯想出來的。而荊公父子所作新經，恰與原注的意思相同。當時的舉子揣摹本屆的主考是反對新經有名的，所以把題意解釋為「難於任人，則得賢者，可服四夷」。蘇軾看到這樣的文章，大為生氣，罵現在的舉子竟然不認識字，以難（去聲）為難（平聲），全予黜落，只有作難（去聲）解者，才得入選。其實，蘇軾從來沒有讀過王氏新經，而舉子亦未嘗讀注。總之，當時的士風已很窳敗，舉子揣摹考官的好惡，是科場中普遍的現象。
宋代試官，大抵派由兩制三館的人擔任，他們對文章的好尚以及他們自己的文章，都是考生們誦讀和揣摹的材料，希望由此獲得青睞。這種揣摹辦法，也確然很能得手。這次考題中有一條「光武何如高帝論」，參詳官張耒送一卷子來給蘇軾看，說道：「此文甚佳，蓋以先生《醉白堂記》為法。」蘇軾看了一遍，喜曰：「誠哉是言。」擢置魁等，拆彌封后，知是劉燾（無言）所作，這就是當時得售的登龍之術。
這次應考舉人中，蘇軾有一相從多年的後輩，平常非常欣賞他的文章，也明了他屢試不第、家境貧寒的實況，所以很希望在這次科考里他能考中。同時的考官中，大都因蘇軾的關係，認識此人，也都有心想把他的卷子找出來，薦與主考官。無奈宋代科場，沿用唐朝發明的彌封糊名辦法，考官所看得到的卷子，都是胥吏謄錄的抄本，卷上無姓名，也沒有墨本的筆跡可辨認，所以只能從文章氣體上去暗中摸索。要從四千七百多本卷子中找出這一本，確然非常渺茫。
蘇軾詳看考官所薦前二十名卷子中，有一卷文字，筆墨瀾翻，非常傑出，對同官說：「此必李方叔。」但是他看錯了，拆封后才知是葛敏修，黃庭堅來說：「可賀內翰得人。這葛敏修是某做宰太和縣時相從的一個學子。」
蘇軾另又尋得一份卷子，玩味很久，認為一定是了，大喜之下，手批數十字，還和黃庭堅說：「必是吾友李廌之作。」拔置魁等。但到拆出號來，卻是章惇的公子章持（致平）。而在這一科中，李廌竟然名落孫山。
蘇軾在考官不薦的遺卷中，搜到章貢、孫勰兩本卷子，認為文章都好，將孫勰擢置第五。榜發之後，外間輿論大嘩，因為孫勰是蘇軾朋友孫立節（介夫）的兒子，早在做杭州簽判時，他曾從學於蘇門，且與蘇邁同學。因此眾口籍籍，猜疑此中必有弊病。幸而後來孫勰參加殿試，仍中第五名，這才使大眾信服文章自有定價，也就沒有話說了。
這場貢舉中，章惇的兩位公子——章援、章持都中了高榜，不料後來卻有人造作謠言，誹謗蘇軾。 此外，孫勰、李常寧、劉燾、葛敏修、周濂溪的兒子周燾（次元）皆登第。唯有興高采烈，自以為這場必中，吾文決不在三名以下的李廌，鎩羽而歸。
現在且說蘇軾與李廌的關係。
廌父李惇，字憲仲，是蘇軾的進士同年，然而他們並不相識。李廌六歲而孤，他父親是不幸早死了的。蘇軾在黃州時，李廌以是因緣，親到黃州謁蘇，贄文求知。蘇軾很欣賞他的文字，讚譽為「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拍拍他的肩膀道：「你的才氣，是萬人敵也，但望抗之以高節，莫之能御矣。」廌本名豸，蘇軾說：「五經中無此字，宜易名為廌。」從此方叔就用此名。秦少游也有輕嘴薄舌的毛病，曾經嘲笑他道：「昔為有腳之狐（豸），今作無頭之箭（廌）。」方叔倉卒之間，無以為答，因此非常恨他。
蘇軾自黃州至南都時，李廌還從陽翟來看他，蘇軾贈他絲絹，作《李憲仲哀詞》，幫助他埋葬先人棺柩。
李廌這次科場失敗，蘇軾心裡很難過，但說：「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此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