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趙頊在位十八年（治平四年至元豐八年），既薨，太子趙煦嗣位，是為哲宗。哲宗嗣位時，年只十歲，不能親政，於是遵照宋室傳統，尊神宗母后高氏為太皇太后，是為宣仁，權同聽政。
宋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而後，因故不得不由母后暫行攝政者，非自宣仁始。第一次是仁宗即位時，年只十三歲，真宗後章獻明肅劉氏垂簾臨朝者十一年，至景祐元年方自親政。
仁宗無嗣，以濮安懿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曙嗣位，是為英宗。英宗多病，仁宗後慈聖光獻曹氏暫攝，方才歸政。
神宗接位的時候，年紀雖輕，但已二十一歲，朝氣蓬勃，果敢有為，確是一個英主，不料得年卻只三十八歲，西征失敗，齎恨而歿。哲宗沖齡踐祚，就又不得不由祖母英宗後、宣仁聖烈高氏垂簾攝政。真宗朝後六十年間，這已是第三度母后臨朝了。
歷史上母后當政時代，常見朝綱不振，大權旁落的現象，或則奢逸享樂，有政失修明之弊，唯有宋朝攝政的這三位母后，卻都知人善任，精勤政事，以厚德深仁，著譽後世。
宣仁太后且有「女中堯舜」之稱，這也是宋史上的一大特色。
宣仁太后尊重祖宗成法，厭聞革新，是個穩健保守的老太太。她雖深處宮闈，但歷經她的丈夫英宗、兒子神宗的兩朝政事，又非常嚮往公公仁宗嘉祐時代的太平安樂，嘉祐時代那種寬厚雍睦的政風，所以定年號為「元祐」。她認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呂惠卿變成法，行新政，顯然已經失敗了，對於邊臣無端挑起征西夏的軍事，招來敗戰的損傷，使神宗驚悸悔咎，奪走了他正在英年的生命，更是痛苦難忘。所以，一旦臨朝攝政，這位老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她要立即召用熙（寧）、（元）豐時代的舊臣，恢複熙豐以前的舊政。她的國策是一切遵循祖宗成法，她的目標是要重拾大宋帝國如嘉祐時代一樣的和平與安樂。
宣仁太后的恢複工作，最重要的是如何著手廢止不合傳統的新法，要做這件大事，唯有熙豐時代的元老舊臣，才能幫她去新復舊，實現她的理想。
舊臣中最初被考慮到的，是仁宗朝名相呂夷簡的兒子，現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揚州的呂公著，詔兼侍讀，命即「乘傳赴闕」，來京陛見。公著，字晦叔，東萊人，初以進士通判潁州，與當時的郡守歐陽修，交誼很好。神宗朝，做過翰林學士、開封府尹、御史中丞。因為反對新法，才被出知外郡。
次為退居洛陽，在獨樂園中努力著述的司馬光，朝廷依照例定的起複程序，第一步詔知陳州。
太后追念神宗皇帝的遺意，先已復官蘇軾為朝奉郎，隨又詔知登州。
太后部署人事，非常穩重，一面按照程序，起複舊臣；一面因王珪病卒，乘機將現任大臣，互作調動，穩住原來的朝局。五月間，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調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知樞密院事韓縝，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同時召司馬光過闕入見。
司馬光於熙寧三年（1070），因與王安石議新政不合，堅辭樞密副使的詔命，出為西京留台。他在洛陽私宅中，網羅了一代史學好手，專心編撰不朽巨著《資治通鑒》，甫於上年（元豐七年），脫稿進呈。三月間，自洛入京，專程弔唁大行皇帝之喪。為避免政治嫌疑，既吊即歸，不敢在京逗留。太后來不及召見，他已匆匆離去，只得特遣內侍梁惟簡和勞光二人，一路追蹤前往，口傳諭旨就詢：「目前為政何所當先？」
司馬光復奏：「請廣開言路，不論有官無官，均許將朝政缺失及民間疾苦，封狀進聞。」太后接受此一建議，詔求直言。短短時間內，收到封事數千件，而內容幾乎全部都是指摘前朝實行新法的不當，訴陳新政下的民生疾苦。
這是一個被鼓勵起來的「不滿現實，人心求變」的輿論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國策將變的一個政治訊號，以這樣開明的態度，揭開「元祐更化」的序幕。
接著，太皇太后毅然先以中旨遣散修造京城的役夫，停止製造軍器，放寬民間保馬戶原先苛刻的規定，罷京城邏卒，免行錢等，作為接納輿論、與民休息之始，為停罷新政，開其先河。
六月，呂公著應召至京，詔授尚書左丞。
入見後，立即上疏薦舉人才，實即網羅熙豐以來，因與新政不合而散在四方的舊臣。他舉：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諫議大夫；范純仁剛勁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戶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軾、王岩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
太后深知人才是政治的根本，同時為尊重司馬光起見，特將上述札子密封，專差送往洛陽，要司馬光詳再審核，將所陳更張利害，直書以聞。
司馬光復奏，特別保薦者六人：劉摯、趙彥若、傅堯俞、范純仁、唐淑問、范祖禹，認為可處台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其中劉摯、范純仁二人，與呂公著推薦者同。
另外則作一般的推薦，其人選為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岩叟、晏知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等，請求太后記其名姓，各隨器能，隨時任使。
最後他說：文彥博、呂公著、馮京、孫固、韓維，都是國家的元老，應該命令他們各舉所知，以便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從這兩份奏狀所列的名單來看，絕大部分是仁宗、英宗兩朝的老臣，為反對新政致被排斥或消極退讓，於熙豐年間陸續退出中樞政治的保守分子。他們之中，大多數人都有極好的家世背景，而個人立身處世，品德謹嚴，學問淵博，都是以尊重傳統為重要立場，視疏減民生疾苦為自己本分的君子。所以歷史家籠統地稱譽他們為「元祐賢者」，稱元祐為「賢人政治」。
不過這班元祐朝士，不是沒有缺點，缺點在於過分持重，守成有餘，進取不足，誠如當時論者所說：「元祐執政，類豐於忠信而廉於才智。」不足以符時代的要求。因為宋室到了元祐朝時，經歷多年邊患，被契丹和西夏交相剝削和侵略，大宋帝國實在已經只剩了一個掏空的殼子，軍備不足，國庫空虛，民生窮困，士氣低落，早已失去了從前那樣的國力，所以消極的保守，既不足以振奮宋室的貧弱，也不足以匡救天下的凋敝。
司馬光受命知陳州，過闕入見，當即被太皇太后留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名滿天下，他來京師，轟動社會，老百姓跟著他的行蹤，疊足聚觀，壅塞道路，竟使馬不能行。在他們質樸的心地里，認為司馬光應該是真正的宰相。
司馬依禮往謁現任宰相時，老百姓爬上相邸對面人家的屋頂，騎在屋脊上，爬到樹上看他，相府的衛士們阻擋不了，老百姓說：「我們並不要看你家相公，我們只要瞻仰司馬相公的風采。」那些附近人家的屋瓦都被踐碎，樹枝都被踏斷。
蘇軾於十月下旬自登州還京，途中也遇著上千老百姓，攔住他的馬頭，向他呼籲：「請您轉告司馬相公，不要離開朝廷，好自珍重，才可以活我百姓。」老百姓都相信蘇軾會替他們講話。 蘇軾舊有《詠獨樂園》詩：「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確是實言。
司馬光一入中樞，便被朝廷倚為柱石，太皇太后對他言聽計從，一切大政賴他擘劃。眼前即將更新的政治，將為怎樣一個局面？全國都在注視著司馬相公的舉止，仰望他的創造。
政治革新，自以人事調整為先。以後數月間，朝廷便陸續起複舊臣，如八月以蘇轍為校書郎，九月以秘書少監劉摯為侍御史，十月二十日告下，以朝奉郎知登州蘇軾為禮部郎中等。這使得蘇軾到登州任只有五天，就又匆匆進京，投身到這個熱烘烘的政治洪爐中來了。
十月，以中旨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除目」（授官文書）已經由宮裡發出來了，太皇太后問宰執道：「這五個人怎麼樣？」大家都說：「甚洽眾望。」
當時，繼續留任中樞的新政派章惇，認為這個樣子的除官方法，違背祖制，破壞相權，挺身反詰道：
「故事：諫官皆由侍從推薦，然後由宰執稟奏。現在除目既然用中旨發出，不知陛下從何得知此五人可用。莫非左右所薦？此門不可開。」
「實皆大臣所言，無關左右內侍。」太皇太后說。
「如主意出於大臣，應該公開奏舉，為何密薦？」章惇反問。
至此，呂公著因為范祖禹是他的女婿，司馬光、韓縝因與范純仁各有親戚關係，立刻起來自動聲明。
章惇說：「台諫之設，是朝廷用來糾繩執政之不法的，所以按照制度，執政初除時，凡是他的親戚或他從前所保舉過而現任台諫者，都該轉徙其他官職。現在，天子沖幼，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一切都該按照制度行事，不可違背祖宗成法。」
司馬光忍受不住，接著奏道：「純仁、祖禹做諫官，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