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為實現理想而生活，他們可以不在乎現實世界中的得失榮辱，不在乎物質生活的貧乏，但卻無法忍受被現實社會排斥、廢棄的命運。知識分子懷著一片對國家和生民奉獻的熱情，具有不可壓制的觀察與批評的精神，一旦遭逢政治勢力的壓抑和阻截，無異徹底沖毀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道」，這種摧殘生命意義的打擊，使士君子者人生莊嚴的使命感完全喪失，殘存這個蒼白的生命，不能不落入自我迷失的彷徨，而造成無可奈何的憂戚。
朋友趙昶（晦之）來信勸蘇軾：「處患難，不戚戚。」蘇軾大不為然，凜然復書道：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
知識分子的淑世精神，是生命中的長明燈，不論發生何等殘酷的遭遇，生命存在，此火不滅。蘇軾《與李公擇（常）書》，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註解：
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
所以，那幾年間，好大喜功的當權者，以國家的命運做賭注，貿然發動對西夏的戰爭時，蘇軾不免憂心忡忡，付與異常的關切。戰爭失敗所造成的恥辱，使蘇軾滿懷悲憤，無可發泄，只得借用弔唁朋友的形式，作詩寫記，隱約吐露這黃州老農的憂國之心。
事起元豐四年（1081），西夏發生政變，西夏王秉常被臣下幽禁了。邊臣勸帝乘此機會興師問罪。神宗便詔熙河經制李憲等五路兵馬，大舉西征。高遵裕以環慶之師節制涇原劉昌祚的兵馬，種誼以鄜延之師分道行兵。李憲只是一個宦官，不懂軍事，雖然派駐邊疆，也並不深知疆務。軍行距靈州百里，虜騎驟至，幸有高遵裕出精騎接仗，未被所乘，斬首千餘級，又會合涇原兵馬，徑圍靈州。
圍城久久未下，劉昌祚請分兵攻打東關，不許。西夏人決黃河之水灌營，又抄絕大軍賴以供給的餉道，士卒凍溺而死者無算，余軍斷炮為梁逃生，與追兵廝殺，轉戰累日，終於全軍敗覆。時在元豐四年（1081）九月，為第一次的靈武兵敗。
蘇軾身負罪譴，雖然關心國事，卻無議論的自由，有如骨鯁在喉，非常痛苦。五年夏日，原在高遵裕帥府中掌管機要文書的張舜民（芸叟），因作詩述及宋兵久屯失利的情形，謫官監郴州酒稅，路過黃州，為他詳述靈武兵敗的經過。使他從這親身參與者口中，親聞這場戰爭所造成的軍民大量的傷亡，邊疆地方徹底破壞的慘狀，不禁痛徹心扉。但他現在的處境，再也不能觸碰「現實政治」這個怪獸，心裡憋著這份受辱的痛楚，無處發泄，作《書張芸叟詩》，記舜民詩曰：
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
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
青岡峽里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台。
又記舜民的話一條：「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慚為兀攃也。」——此外不敢再著一字。
同年九月西夏來救米脂寨，鄜延經略使種諤率領七軍，方陣而進，攻圍敵寨。西夏兵八萬餘人，自無定河出，種諤揮兵前後夾擊，夏兵死傷六萬餘人，屍橫數十里，銀水盡赤。擄獲馬匹五千，孳蓄鎧甲萬計。
這一勝利的消息，於同月二十二日，蘇軾在武昌王齊愈家中得見陳慥書報才知道。當時大家高興唱樂，各飲一巨觥，互相慶祝。蘇軾也作詩誌慶：
聞說官軍取乞誾（即乞銀），將軍旗鼓捷如神。
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後來又聞洮西捷報，蘇軾亦有詩曰：
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
放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回春容。
這洮西之役，由宦官王正中所主持，而此詩篇首曰「漢家將軍一丈佛」，有人認為蘇軾不會用這樣的話來稱頌一個宦官，所以斷為偽作，而陸放翁以為此詩氣格那麼高，也不是別人假得出來的，所謂「一丈佛」者，不是讚譽，而是諷刺。其實這些都是書生狹隘之見，如果能夠揚民族聲威而有大貢獻於國家者，正不必論其出身，以蘇軾胸襟的闊大，宦官果能克敵致果，何嘗不能給予讚美。
邊臣為報靈州兵敗之恥，防備西夏得寸進尺，鄜延大帥沈括，請在永樂（今陝西米脂）築城，圍阻西夏。神宗詔派給事中徐禧（德佔）去實地考察。
不久之前，徐禧曾來蘄水，與蘇軾見過，給他的印象是粗有膽氣，實甚疏狂，不足以擔當軍國重事；而沈括又是那麼一個好大喜功的投機分子，蘇軾私下不免憂心忡忡。蘇軾怕見這些官場人物，說話容易惹禍，但又不能放開他的關切，只得作書向滕達道探問消息：
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
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徐禧以詔使身份至邊，不顧種諤等資深邊將的反對，力贊沈括的計畫，築城永樂，上報天子，賜名銀川寨。
詎知永樂為夏人必爭之地，豈容佔領？九月，西夏以三十萬大軍來攻。
永樂城被西夏兵團團圍困，而地則依山無水，軍士饑渴欲死。不久，城破，李舜舉、徐禧、李稷均陷夏人之手。神宗以手詔給西夏，他們如能保全該城官兵，當盡還已侵之地。詔書未到，李、徐等已告死難，蘇軾作《書永洛事》，曰：「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
靈州、永樂兩次戰役，宋人死者約六十萬，喪棄銀錢絹谷，不可勝計。神宗得到永樂敗訊時，當廷痛哭，自此不飲不食，繞室彷徨，悔恨不已！因此得病，遂爾崩逝，可以說是齎恨而歿。
徐禧由呂惠卿保薦，上《平戎策》投機成功。以一布衣而致大用，蘇軾與他一面之交而已，於其死難後，作《吊徐德佔》詩，比之為映門的松柏，背面的意思是當非棟樑之材，如不大用，定可終老岩壑，抱子生孫，政府「小才大用」成此惡果。至作呂惠卿責詞時，所謂：「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狂生者，即此徐禧。
蘇軾遭難以來，朝廷政局，每下愈況。
國家的老成們，依然退出在政治的權力圈外，默默無聞。如司馬光在洛陽獨樂園裡專心編撰《資治通鑒》，絕口不談國事；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後，健康狀況很壞，息影南都，無限寂寞；以司徒致仕的韓國公富弼，家居洛陽，悠遊泉石，至元豐六年即已薨逝；文彥博雖然拜太尉，判河南，也只能邀同一輩耆老，舉行耆年會，流連詩酒，消磨時日而已。 即使當年那麼勇於自用，最有魄力、最有抱負的王安石，現在金陵，也只每日在鐘山道上，驢背尋詩。
這些年來，朝廷的實際政事，盡在蔡確、章惇、馮京、王珪、張璪、蒲宗孟這班政客手上，作走馬燈式的流轉。至元豐五年（1082）四月，實行新官制，以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神宗詔自今以後，事無大小，統由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執行。輔臣中有人以為如此做法，中書省的權力未免太重，然而神宗不以為然。於是蔡確、王珪、章惇三人結合的權力中心中，又以蔡確為最高權力者了。完全到了「君子縮手，小人鴟張」的局面。
元豐五年（1082）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赦天下，各處都有起廢的恩例。六年之春，陳襄的弟弟陳章（朝請）來信，勸蘇軾活動一下，頗有希望。復書說：「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
蘇軾非不熱望起複，只是目前的政治環境，蔡確當權，怎能包容蘇軾？王珪又怎能讓蘇軾出頭，遮掩他的文章光華？更重要的是蘇軾雖在謫籍，但是帝眷仍深，他是當權人物嫉忌的目標，豈能讓他東山再起？蘇軾是個死裡逃生的人，不能弄巧成拙，「多難畏人」，早已打消仕進的念頭，只想做個黃州農。但是，躬耕東坡並不足以贍養偌大一份家口，所以還須在黃州附近再置一點田地，才能夠得全家二十餘口的溫飽，這才是個「衣食重事」。
元豐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他到距黃州三十里地的沙湖，土名螺螄店的地方去看田。田在山谷間，當地人告訴他，這裡的田地上，播種一斗種子，可以產稻十斛。蘇軾問：「何以如此有力？」據解釋，此地連山都是野草，可以散水，又向來未曾種過五穀，地氣不耗，所以一發便能如此有力——蘇軾記住這一段寶貴的經驗之談，特別記下來。
看完田，歸家路上，天氣突變，忽然下了大雨。他們一行，本來帶有雨具，看看無用，先已叫人帶回去了，這時候，除了挨淋，沒有別的辦法。同行的人，個個淋得非常狼狽，獨有蘇軾似乎不覺有雨，照樣安步徐行。不久，雨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