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十年（1077）正月，朔風凜冽，大雪紛飛，蘇軾一家冒著寒風大雪行路，將至濟南，知齊州的李常，先派急足來迎，蘇軾次韻答詩，有「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句。蘇軾常尊公擇為太白，而自比為北海牧羊的蘇武，可能是酒間的玩笑話，成了慣稱。
三個侄子，遲、適、遠都在雪中迎候，帶領他們回家，雖然蘇轍去冬赴京，還沒有回來，但兄弟兩家，闊別多年，一朝團聚，「酒食淋漓渾舍喜」，真是無比歡慶。
蘇轍去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意去作一番觀察，尋找活動的機會。
熙寧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復相，呂惠卿堵塞安石再起的陰謀既完全失敗，同年十月，就被出知陳州。
神宗凜於水旱失常，災禍頻仍，這時候，又有彗星出軫的異象發生，帝權雖是至上，但是不能不怕天怒，所以避殿減膳，詔求直言。安石進曰：「天道茫遠，未免妄誕。先王雖有官占，所言者，卻還都是人事。」
神宗就盯著他道：「聞民間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猶咨怨，此毋寧恤。」安石對答。
皇上顯然有被蒙蔽的憤怒，詰曰：「老百姓莫非連祁寒暑雨之怨也都沒有嗎？」
安石碰了這個釘子，鬱鬱不樂，就此稱病不出。但是，神宗沒有其他辦法，還是再三慰勉，促令復起視事。殊不知安石此時，曾、呂皆去，無人為助，只可依賴他的兒子王雱，而王雱雖有才幹，到底是個狂率少年，他要徹底打擊呂惠卿，卻被惠卿反告一狀。安石知道了，非常責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發背疽而死。
安石再相後，眼前情況，已與從前大不相同，皇上的信心也已不如往昔，無可作為，屢次稱病求去。到這個獨子忽爾病亡，老人悲傷不堪，萬念灰滅，力請解職，神宗知道留他無益，才命以使相判江寧府，歸居金陵（今江蘇南京），時在熙寧九年（1076）之十月。
新政派的大頭既皆罷出，帝以吳充、王珪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吳充，字沖卿，與王安石進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兒女親家，私人關係非常密切。由於安石的提拔，熙寧間得越兩制三十餘輩舊人，擢為三司使、樞密副使等要職；但在政治上，吳充卻並不贊同安石的作為，屢次向皇上陳說新法種種不便，神宗也因為他一向中立無與，所以用以為相。
他一上台，處處要顯示與安石不同。他請帝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力薦因與安石論事不協而遭貶斥的李常、程顥諸人，又稍變新法，多所修正，甚至將安石家兄弟間不睦的私事，也在皇帝面前講了。
無論從皇帝的意向上，還是吳充的作為上來看，這都是政治上一個轉變的關鍵。其時，蘇轍適罷齊州掌書記的職務，他想捕捉這個變局開始的機會，就匆匆上京，上書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事的弊害，以為「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眾庶愁嘆，願其速改。今者皇天悔禍，啟導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所以請求朝廷即行罷免前述四大弊事，不要太多顧慮，遲遲不決，以失天下民心云云。
蘇軾不大現實，對於王安石之再度罷相，認為是一個迷信古書、不達世務的學者，出來操持實際政治，不自量力，終告失敗，借《贈錢道人》詩，致其無限的悲憫：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
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
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
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
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
靜觀殊可喜，腳淺猶容卻。
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
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葯。
政治波浪中，難得出現一個機會，在這個時機中，蘇氏兄弟表現不同，蘇轍是個行動者，而蘇軾只是個言論家而已。
蘇轍在京，寄寓郊外范鎮的東園，蜀公與蘇家是鄉里世舊，留轍在京度歲，所以至今未回。李常邀蘇軾游濟南名勝——大明湖，臨水設宴，舉行折花盛會，公擇又取出他的外甥黃庭堅一束詩文稿來，請軾指教。其時，庭堅仍在北京國子監當教授，雖然還是無緣相見，但對蘇軾這位學養深厚的人，自有更深一層的印象。
蘇軾在濟南弟弟家住了個把月，日與李常縱談劇飲，他說喝得幾乎把頭都浸到酒里去了。二月上旬，才離濟南，蘇轍出京來迎，相遇於澶濮之間的道上，自蘇軾赴杭，後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見者，已經七年了。
蘇軾約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陳橋驛，奉到詔告，又被改知徐州軍州事。相將至京師的陳橋門，卻為門官所阻，當時有旨，外官非奉詔，一律不許入國門，於是，只好同回東園，《欒城集》詩《自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隱君。
…………
欣然為我解東閣，明窗淨几舒華茵。
…………
我兄東來自東武（密州），走馬出見黃河濱。
及門卻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
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
…………
留連四月聽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渾。
…………
蘇氏兄弟在東園一住兩個多月，說是為蘇軾長子邁娶婦於京師，恐亦不盡為此。其時邁年十九，娶的是同鄉王宜甫的女兒。當時通行早婚，蘇軾也是十九歲結婚的，蘇轍更早，只有十七歲。
蘇軾到後不久，東園主人范鎮忽有嵩洛之游，蘇軾作詩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句，蓋從前新政派逼迫范鎮退休，王安石又剝奪一切應與的恩禮，蘇軾心頗不平，此時才敢一吐。
范鎮行前，設宴東園道別，似有不少叮嚀，所以蘇軾作《次韻景仁留別》詩，有「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嶽」的話，其間蛛絲馬跡，都可看出他們三人正在進行一個計畫，蜀公此行就是為鼓勵那位在洛陽閉戶纂書的司馬光，出山來匡救時弊，撫慰蒼生。
這些元老們，雖然身在江湖，心當仍存社稷，今則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關切。范鎮與司馬光交誼非常深切，在朝時議論如出一口，司馬光信為篤誠君子，所以，要說動君實出山，范鎮是第一人選。
范鎮到洛陽後與司馬光的討論如何，雖不清楚，但司馬光曾自洛陽貽書吳充，書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瘤疾矣。
司馬此函，與蘇轍上神宗皇帝書里的建議，如出一轍。
當此「曙光一現」的轉變期中，蘇軾回到別已七年的京城，心裡卻另有一番特別的感受。檢點變法之初，在京時所作言論，大都出於狂熱的意氣，缺乏冷靜思考，也有很多不盡合理之處，至安石已去，反而覺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這麼一個敢作敢為的勇者，痛自檢點，頗有悔意。
宋至熙寧年間，國家處境，非有一番徹底變革，無以救危圖存。荊公變法，原是適應時勢要求的產物，並世諸賢，亦莫不抱有求新求變的意圖，即使蘇軾，努力揭發陳弊，亦未始不是力主變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見，也有與荊公不謀而合之處。如朱熹論曰：
熙寧變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荊公所變者，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狼狽，遂不復言，卻去攻他。
朱熹論蘇，不免門戶之見，並不公平，如蘇軾評騷新法，早在變法之初，豈是看他狼狽，才落井下石的。不過爭論當時，出言落筆，太過意氣用事，卻是事實。蘇軾今自回顧，當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麼偏執，依神宗目前之能從善如流，情形絕不會如現在這樣糟糕。這次離京後，在與老友滕達道（元發）書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
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
歐陽修次子歐陽奕來訪，亦曾勸他。
奕字仲純，時官光祿寺丞，聽說蘇軾住在東園，他就襆被來訪，對床夜話，直到天光大白。他們有說不盡的話題，謀道憂時，無所不談，而仲純所關切的，是政治場中，人情險惡，勸蘇軾必須保身遠禍。蘇軾十分感動，他說：「仲純說這話時，那副懇摯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樣。」
二蘇住在東園，等待主人歸來，這期間，蘇軾忙於為長子完婚，為次子醫病。
蘇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後來雖然會走，但身子依然單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