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是個開明的英主，喜歡聽多方面的意見，所以王安石常將外來的地方官，引見皇帝，用以證見新政的成功，堅定皇帝的信心。范純仁諫勿聽信小臣之言，蘇軾有聽言太廣之諍，都是針對這個情形而發。在安石方面，當時反對新政的人太多，很擔憂這年輕的皇帝，會被眾口動搖，所以竭力勸說神宗，為人主者必須「獨斷」。有一個獨斷的君主於上，必然連帶產生「專任」的大臣於下，這是王安石鞏固新政及其領導地位的一策。
開放言論，眾謀國是，在蘇軾看來，是比什麼問題都重要的先決條件。他要揭破安石「獨斷」論的企圖，限於位卑職小，沒有辦法進言。適逢開封府考試舉人，蘇軾被派為考官，就借發策來鼓勵正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公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為問。王安石看到了，認為是諷刺他，非常憤怒。
初，言官群起反對新政，數月之間，台諫一空。一日，安石獨對，向神宗進言曰：「陛下知今日所以議論紛紜之故何在？」
帝曰：「此由朕置台諫，皆非其人。」
安石說：「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台諫官，但恐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
於是安石薦淮南轉運使謝景溫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不能得官於中朝，以妹嫁與安石之弟安禮，結為姻親，安石援以為助。
神宗又詔近臣舉薦諫官，翰林學士范鎮應詔奏舉蘇軾，可當其任。景溫深恐蘇軾這個勁敵，一旦當上諫官，必攻新政和新政派的人，遂先發制人，奏劾蘇軾前於英宗治平三年丁父憂，扶喪歸蜀時，沿途妄冒差借兵卒，並於所乘舟中，販運私鹽、蘇木和瓷器。這件劾案，詔下江淮發運湖北運使逮捕當時的篙工水師，嚴切查問，又分文六路，按問水行陸行所歷州縣，令向蘇軾曾經差借的兵夫舵工偵訊，又查知時任天章閣待制的李師中，其時，曾與蘇軾遇於中途，就要他出來作供偽證，故意將這案子，鬧得雷厲風行。
師中，字誠之，治平中自廣南還京，他曾在史館與蘇軾共事。蘇軾扶喪返蜀，師中出守鳳翔，道出江陵，曾相邂逅。師中是個光明磊落的氣節之士，豈肯為人做偽證。而各地方查問的結果，販貨的事根本子虛烏有，而所謂冒借兵卒一節，只是有幾個眉州派出來迎接新太守的兵夫，因便送蘇軾至京而已，並無冒差事實。窮治年余，毫無所得。
當景溫劾蘇案付查之初，聲勢嚴厲，似有將興大獄的模樣。范鎮上疏為蘇軾辯誣，他說：「蘇軾於治平中喪父，韓琦贈銀三百兩，歐陽修贈二百兩，軾皆辭謝不受，而現在言官劾他舟中夾帶私鹽販賣，能得多少？豈有不受贈銀而冒險私販，博取蠅頭小利之理。」
其時，司馬光為乞外放，入對垂拱殿，神宗問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
這句問話的背後，顯然有安石所說的蘇軾在幕後操縱司馬，反對新政的此一猜疑在內。司馬光就趁勢對曰：
「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行詆毀，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
帝曰：「青苗有顯效。」
光對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耳。」
神宗說：「蘇軾非佳士，鮮於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
光凜然對曰：「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賜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台臣，何獨惡於軾也。」
神宗果然「獨斷」不悟，「專任」安石如故。熙寧四年九月，司馬光罷知永興軍。
是年，詔開賢良方正制科，范鎮舉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文仲策言九千餘字，力論新法不當。宋敏求定為異等，安石大怒，持請神宗御批，令以原官回任。范鎮不服，疏爭：「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疏上不報。
於是范鎮以「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求致仕。略曰：
……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台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不用蘇軾則掎摭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還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
續復極言青苗之害，指責王安石以個人的喜怒定國家的刑責，結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執著這份疏狀，氣得手都發抖，就親自草制，詆斥范鎮，命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典，一概削去。范鎮謝表說：
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
這話，完全針對王安石而發，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范鎮致仕，說：「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范鎮愀然不樂道：「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鎮自此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有人勸他稱病，杜門謝客，以防政治迫害，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乎！」
司馬光在永興軍，隨又乞判西京留台，屢請不報，最後一疏曰：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
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神宗一再挽留，而司馬光去志已堅，最後只好從其所請。既至洛陽，他就從此絕口不談時事，邀約一批史學者如劉恕、范祖禹等著手編撰歷史巨著《資治通鑒》。
被司馬光罵為禽獸不如的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年時受學於王安石，熙寧二年由孫覺推薦，以秀州軍事判官召來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老百姓對青苗法以為如何？」定曰：「人民稱便，皆大歡喜。」常說：「舉朝方共爭此事，君莫作此言。」李定往見安石，告知此事，並說：「定但知據實說話，不知京師乃不許說。」
安石聞言大喜，將他引見神宗。帝不次拔擢，命以定知諫院，宰相說：「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權監察御史里行，陳襄奏彈不得，宋敏求以其資格不合，封還詞頭，翌日自行辭職。依次輪值李大臨、蘇頌，相繼封還，拒不撰告，如此更奏更下，一直換到第七個人，才得通過，而宋、李、蘇三人，坐「累格詔命」的罪名，同時落職。馬永卿《元城語錄》載：「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為屈如是，齊太史崔杼弒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何異。」
御史陳薦繼起奏劾李定前為涇縣主簿時，聞母仇氏死，匿不服喪。詔下淮浙轉運使問狀，還奏：「李定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雲持所生母服。」定自信：「實不知為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蓋其生母早為其父所出而改嫁。
宰相曾公亮請飭追服，安石力主不必，且罷陳薦的御史職，改官李定為崇政殿說書，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復言：「李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並且辭侵安石。李定不能自安，求解職，乃以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
李定不服出母之喪，到底不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而全台總攻，滿朝訛議者，不過是借李定以反對王安石而已。
恰巧這時候，長安大尹錢明逸奏報：有個從前做過知廣德軍的朱壽昌，揚州天長人，生七歲，其父朱巽為長安太守時，出其所生母劉氏另嫁，母子不相聞問者五十年，壽昌宦遊四方，多方尋母不得。熙寧三年，與家人訣別，棄官入秦，斷葷茹素，刺血寫經，沿途散布，祈有遇合，行次同州，果獲重逢，其時劉氏已經七十多歲了。
神宗以為至孝，召壽昌赴闕，時適群攻李定不服母喪的熱潮中，安石甚忌壽昌，但付審官院，使授河中府通判，希望他趕快走而已。
這更激起士大夫間的倫常正義之感，紛紛作詩褒揚朱壽昌的孝行，居然匯印成書。蘇軾後亦作賀壽昌得母詩，曰：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
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
…………
這首詩里，通篇稱揚朱壽昌的孝行，其中只有「此事今無古或聞」及「西河郡守誰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