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四年（1071）正月，神宗欲用張琬直舍人院，樞密副使馮京舉薦劉攽、曾鞏、蘇軾三人，同備採擇，上不答。
王安石主張改科舉，興學校。
經學家的安石，以為國家設科取士，應以經世之學為主，詩賦無裨實用。他說今之取士，「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岩野，蓋十八九矣」。故欲更改貢舉法，並且罷廢明經等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考經義論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群經中廢《春秋》與《儀禮》，又設新科曰「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等，以待不能應試進士的士子。
神宗並不反對經學，但對此議不能無疑，乃詔下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官，御史、三司、三館雜議。
蘇軾以為「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假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變更貢舉，徒滋紛亂而已，上《議學校貢舉狀》。
關於立學，蘇軾以為自昔慶曆年間，朝廷固已詔令各州縣立學，而至今惟有空名僅存，如今何必變更，徒費民力，「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蘇軾認為取士的準則，最重要的只是德行與文章兩項，「德行」不是試場考得出來的，「欲興德行，在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如從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為偽而已。
就文章來說，確是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但從政事來說，則詩賦、策論，兩皆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是，而且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欲廢之」。再說，經傳子史，即使真的讀通，也無益於從政，何能寄望於粗識大義之人。他說：「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鶩，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註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疏矣。」
奏上，神宗悟曰：「吾於此議，本亦有疑，讀了蘇軾這番議論，意為釋然了。」即日召見。
帝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即使是朕個人的過失，都可坦白指陳。」
蘇軾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神宗聽了，不禁為之悚然。
蘇軾所對，與他所上議狀中言對照來看，更加明白：「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蓋他認為變革是一定要有的，但不能急求有功，揠苗助長。
蘇軾的理論是，一切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變更，都須因應時勢的需要而逐漸推行，社會的生活和風俗因時變化於先，法律制度跟著革新於後。假如以為法令代表政治權力，六七少年關門製作出來白紙黑字的公文，竟是一帖萬應靈丹，足以一筆抹殺宋代百年的積弊，足以強迫改變社會的風俗，這是過分的迷信。人類均有惰性，未必能於旦夕之間信任新制之利，甚或發生疑懼，則就產生頑強的阻力，而至於完全的失敗。
神宗求治太急，所以才聽言太廣。范純仁也勸諫過不要隨便延見小臣，至安石陷於孤立，而事又急需人為時，就引用急功近利之徒，而進人太銳，使整個政治的人事結構，一兩年間，面目全非。不但法令滋彰，朝局動蕩，且使一向穩定的經濟社會，為之騷擾和紊亂。
蘇軾慷慨陳辭，使神宗為之悚然動容，稍停，溫諭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
蘇軾退朝後，興奮不已，遂將這次召見經過，向朋友同事說了。事聞於安石，安石不悅。
據說，神宗於召見蘇軾後，有意欲用為修起居注，此職是接近皇帝身邊的侍從近臣，怎能讓反對派的蘇軾去做？事為安石所格，因而有「權開封府推官」之命。
關於貢舉取士的方法，神宗再與安石商量時，安石對曰：
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
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
安石此論，謂人才須從教育紮根，從經義策論甄拔器識之士，原是正論。但他忽略了通明經義，不能期望於急求功名的舉子，而經義有無實用價值，更是可疑。歷史教育，是直接的經驗教育，具有實用價值；詩賦之作，看似無用，但從熟讀經史而出。安石的主張，所懸目標太高，往往畫虎不成反類犬，此事亦然。
神宗是非常講究文辭，重視史學的，本意並不以安石的主張為然，朱弁曰：
行中嘗與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其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為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不樂。
坡曰：「予見章子厚（惇），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由是可見，神宗當看了蘇軾的《議學校貢舉狀》時，所說「意為釋然」的話，並非空言，只因安石一再堅持己意，帝才曲從其請。
於是，熙寧四年，詔罷詩賦，罷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同時分置學官，教育州縣子弟，次第付諸實施。
其次，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用自所訓釋的《三經新義》來取士，史言：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
王氏的《三經新義》，本自有學術上的價值，但不該頒之學官，使科舉變成一種統治思想的工具。宋代士風，揣摹已成習慣，考官既不敢不以《三經新義》的解釋作衡文的唯一標準，則天下的舉子，別的書都不必看，專誦王氏章句，博取功名，但又並不了解其義。正如從前考明經科的學究，死背註疏一樣，根本談不上開明器識，培養人才。舉子既以《三經新義》為獵取功名的利器，就不再讀史，對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之跡，漫無知識。元豐初年，舉人試卷中竟然有「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這樣荒謬的程文，聞者以為笑。 而安石暮年，也自覺悟其失敗，嘆道：「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
安石又有《字說》二十四卷之作，笑話更多。
《字說》成書於元豐年間，但他構思歷有多年，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安石解釋字的形意，概照自己的意思，穿鑿附會，強為解人。殊不知中國的字體，經歷篆隸等等多少時代的變易，但憑東漢以後所存，以偏旁類次的字形，望形生義，從而取解，就不免笑話百出了。一說：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賾微窅窮製作，某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奔）、麤（粗）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荊公無以答，迄不為變。
而好諧謔的劉攽則更當面戲弄王安石道：「三鹿為麤，鹿不如牛；三牛為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為麤，三鹿為犇。若難於遽改，欲令各權發遣。」權發遣者，宋時公文用語，小官驟得高缺，資歷淺不能正式任命者，皆號「權發遣」，故並謔之。
據傳，安石曾問蘇軾「鳩何以從九」，軾開他玩笑道：「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個。」
安石說：「波者，水之皮。」蘇軾聽了，笑道：「滑者，水之骨。」
又一則說，荊公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安石說：「以西在方域主殺伐。」接著說了一大篇理由。其時另一人說：「霸從雨，不從西也。」安石又隨口答道：「為時雨之化耳。」其無定論而好強辯也如此。
所以，《東坡志林》有一則記安石想法太多，有好穿鑿的毛病，曰：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貢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己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
庚辰（哲宗元符三年，軾在海南）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嘆曰：「無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並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蘇軾被任為開封府推官，據說是有人忌他以小官橫議國是，欺他缺乏行政經驗，故意坑他。這話不是沒有因由，宋人矜重館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