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1069）九月，實施青苗法，引起朝廷內外一片反對的浪潮。
青苗法是用政府糴常平米的本錢，春散秋斂，借與農戶，出息二分，本意在於青黃不接時，救濟農民的睏乏。不料付諸執行，官吏竟將此一優良的社會融資政策，變作政府放債取息，增加庫收的工具。二分利息，本已不輕，照韓琦說：「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論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則政府竟自成了盤剝重利的高利貸，難怪范鎮要說：「物議紛紛，皆雲自古來未有天子開課場者。」
宋代老百姓的租稅負擔，已經非常沉重，韓琦論青苗，又說：「今天下田稅已重……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於夏秋起納，官中更加細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諸如此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歐陽修說：「田野之民，安知周公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只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
青苗法不但重利盤剝，實行後，產生一個最大的流弊，就是「抑配」，即強迫攤配。原來詔令規定青苗錢的貸放是「取民情願」則與之，不許追呼、均配和抑勒。而提舉使務以多散（放）為功，訂立各郡的定額，州郡要達到定額，只能不分貧富，像配給一樣強迫借與，又使貧富相保，終於致使貧者還不出錢流散逃亡，富者為之破產。韓琦疏言：「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所以蘇軾說：「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果不抑配，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
從此以後，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每日忙於逮捕積欠官錢的貧戶，官廳里則日夜鞭打這些窮人，很多人「因欠青苗，至賣田產、鬻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
顧名思義，貸放青苗錢，當然只以農戶為限，但官吏為欲邀功，競爭貸放的實績，城市裡本無青苗，也強迫市人接受放款。事聞於帝，神宗便問安石道：「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
其性情的固執，不惜強辭奪理來衛護己見，實已到了不講道理的程度。如三朝老臣富弼，看到皇帝如此專任安石，自忖無法爭得過他，只好稱疾求退。神宗問他：「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帝問：「王安石如何？」富弼也默不作聲。
張方平極言新法之害，不忍親見這樣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堅，遂出知陳州。陛辭時，神宗還問：「能復稍留乎？」對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蘇轍為陳州學官，二月，轍亦離京，蘇軾更是孤單，後作《次韻子由初到陳州見寄》詩，有曰：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
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蘇軾是個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對如此的政事，不堪滿懷失望，但也無處訴說，就又常常懷念故鄉的祖宗墳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還鄉之夢。
其時，神宗欲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光固辭不拜。
神宗將這事就商於王安石，安石說：「司馬光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
司馬光是反對派的領袖人物，王安石不歡迎他，是當然之事，所以更進一層說：「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
理想主義的人，常常看不起保守人物，認為他連害政的本事都沒有，皆是他身邊那些異論之徒在掀風作浪，意指蘇軾、劉攽等人。
參知政事趙抃，為反對派遣青苗提舉官，四齣擾民，懇求去位，又出知杭州。
熙寧三年（1070），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募役法。
保甲法的目的，是為解決兵制問題，實施兵農合一的制度，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以戰陣，是即改「募」為「征」，恢複唐代的府兵舊制而已。
但是宋至仁宗朝時，國家承平已久，勢官富戶，佔地無限，土地漸次集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大量的遊民。政府將這些遊民，收編為軍隊，資以衣食，才不致擾亂社會。所以宋代的傭兵，國防意義少，救濟意義多。
保甲法則放棄了這許多過剩的勞動力，使到處充斥的遊民，失掉出路，饑寒所迫，必然流為盜賊。河東、陝西、京西一帶，寇賊成群，白晝行劫，則是實施保甲以後，不久就發生的現象。另一方面，徵召有業的農民，訓練為兵，不得儘力田地，妨礙生產，甚至有不能維持生計，棄家逃亡者。更不應該的是，保甲需要武器（弓弩），政府也不供給，責成他們自購。百姓買一弓，要花千五百錢，買十支箭，要六七百錢，城裡有人典當了衣物買弓箭的。保甲五日一教，實在也教不出什麼戰陣能力來，後來又改為一月教練三天，則更是有名無實了。
宋代原來採用傭兵制，所以人民須服力役，而徭役的負擔非常沉重。役別有「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催征與償逋的責任，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掏等，各以等第差充。
民戶分九等，上四等須給役，下五等可免。役使頻仍，生貲不給，老百姓為逃避徭役，土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相聚，以免提高戶等，即須差役。
募役法又稱免役，得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代役，合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在熙寧新法中，可以算是最適合社會需要的便民良法。可惜執行的官吏，務求役錢增羨，變成聚斂之具。單丁女戶，原無力役義務，現在則要擔負助役錢，另又在役錢上平添百分之二十的免役寬剩錢，說是備以應付水旱之災的需要，實是分外的搜括。
唐改租庸調為兩稅，宋承之，兩稅中既已包括「庸」（免役錢）在內，再征役錢，不啻庸外增庸。蘇軾道：「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又說：「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欲致君於堯舜的新政，卻「忍不加恤」。至於從役錢再加征二分的寬剩錢，則更是明目張胆的搜括了。
還有一個最大的漏洞，每人出錢多寡，既隨家貲高下而定，而家貲高下，又隨官吏審定，漫無標準，不但人民巧避失實，而吏緣為奸，或指富為貧，或指貧為富，顛倒混淆，任意敲榨，老百姓真是沒有命了。
神宗胸懷隱痛，亟求富國強兵，以御外侮。王安石雖然明知變法大事，決不能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但至一旦負起實際責任來時，他卻不能控制。新制日下，法令滋彰，一法尚未成功，另一法已經頒布，使奉行的官吏都茫然不能省記，老百姓在新政暴風下，只有惶惑或恐懼的份兒，人心浮動，謠言四起。更糟糕的是安石用刑賞來壓迫地方官，促令積極推行新政，地方官怕推行的成績不好，時間落後，自身要遭罪譴，只好不擇手段，加倍壓迫到老百姓身上去，如再加上胥吏的渾水摸魚，從中舞弊，則紛擾苛刻，任何良法美意，都會變成殘民之具。
新政之來，勢如暴風，老臣的反對無用，言官的諍諫不聽，「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只好紛紛求退，朝中就換了一批新人進來，如趙抃罷，以韓絳為參知政事；呂公弼罷，以馮京為樞密副使；曾公亮罷，馮京升參知政事、以吳充為樞密副使。至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與韓絳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真相之職。
余如知審官院孫覺奉派視察實施青苗的情況，說了「民實不願與官相交」的實話，坐奉詔反覆之罪，貶知廣德軍；御史中丞呂公著反對青苗和任用呂惠卿，神宗怒貶知潁州；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為反對安石引薦李定為監察御史里行是破壞法制，坐累格詔命而落職，而天下人壯之，稱之為「熙寧三舍人」。監察御史里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及其他言官薛昌朝、林旦、蔣育等皆因論政觸怒王安石，都被罷斥，出為外郡。
熙寧三年（1070）三月，呂惠卿知貢舉，蘇軾被命為編排官。從這一年起，天子御試，不用詩賦，專考策問，而應考的舉子則迎合時勢，爭言成法的缺失。有葉祖洽者，邵武人，對策中竟說：「祖宗法度，苟且因循，陛下當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考官宋敏求、蘇軾都欲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