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1068）十一月，將舉行郊祀，執政以河朔傷旱，國用不足，乞請南郊勿贈金帛。帝召學士會商，司馬光說：「救災節用，常自貴近始，可聽也。」
王安石則以為：「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是由於未得善於理財的人才之故，徒節用為無益。」
司馬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而已。」
安石答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
光憤然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是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
這次御前會議的爭論，是這兩個時代巨人觀念對立，第一次發生的直接衝突。
王安石抱有極大的理想，要富國強兵，以救國家貧弱，所以認為區區節用，無濟於事，而司馬光則是實事求是的穩健分子，認為養民乃治國之本，奪民所有，官未必富而民乃先貧，遠不如節用以積余財，培養本源，徐徐取用。
王安石與司馬光，品德學問，都是當代第一流人物，同負社會重望，但是兩人的學術背景和政治思想，卻又完全不同。荊公是經學家，著作有《三經新義》，他是個高調子的理想主義者，所以誦述堯舜，執持周禮，他所要實施的新法，都從古制中傳承而出。如青苗法自比於《周官》的泉府；免役法本於《周官》；保甲之制，起於三代的丘甲；市易法則如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他認為宋代開國百年，至今貧弱已甚，但幸天下無事，正宜及時講求正道，本諸先王之意，變更法度，為富國強兵之計。
而司馬光則是史學家，所以編纂《資治通鑒》，他是個標準的經驗主義者，以為生今之世，時與古異，三代的古制，極不適用於今日。所以他主張有選擇地承襲近代漢唐相治的法制，仍須按照實際利害，逐步改良應用。
溫公認為仁義是治國之本，有為之政，往往背義而言利，利國者未必不病民，他更不信王霸之辨，認為治道「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養民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而已」。
這兩個政治思想絕對相反的人，同在政府，形成尖銳的對立。宋代實行士大夫政治，而士大夫政治本質上就含有政黨政治的特性，於是王荊公成了革新派的領袖，司馬光做了守舊派的代表人物。如從地緣關係來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知識分子開明進取的精神，而司馬光則代表北方人穩健和保守的傳統。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執政，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甚不以為然。一日，光侍講席，講述曹參代蕭何的史事，從而論及變法，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起而辯駁，兩人竟在御前爭論起來。
司馬光說：「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以罷黜，不可使執政侵犯它的職權。今又置三司條例司，是為什麼？」
惠卿語塞，就掉轉頭來對司馬光做人身攻擊，聲色俱厲，紛訾不已。皇上說：「相與論是非，何必如此。」
既罷講，司馬光氣貌溫粹，而呂惠卿則怒氣衝天，過了許久，還說不出話來。
旁觀者道：「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仔，怎生廝合得著。」
當時反對新政的元老舊臣，如張方平、范鎮、富弼、司馬光等，都很器重蘇軾的才華和人品，也都欣賞他的議論，鞭辟入裡。蓋因蘇軾為學，基於傳統的儒學，比較守舊，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為出發點，認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過用以矯治人類後天的澆薄，所以道德與政治必須相輔而行，才成治道之大備，故上皇帝書曰：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
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於短而亡。
他在新政「富國強兵」的目標上，加上了一頂道德風俗的大帽子，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願聞，也與神宗的願望南轅而北轍。
新政的重點，在於富國，是要以政治的強制力量來達到充裕府庫的目的。君相之意如此，奉行的官吏就變本加厲，唯利是圖，使青苗法變成強派的「必借之債」，免役法使貧民不免於追逋，保甲法使農民不得安於畎畝，市易法成為不肖官吏的市利之具，不但流為「聚斂」，甚至不惜嚴刑以求利，斫喪國本，為害甚烈。蘇軾道：
夫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
安石推行新政，為環境所驅迫，因習慣之推移，為欲迅赴事功，不惜用刑賞來推動新政的施行。奉行的官吏，莫不畏刑樂賞，就不擇手段以更重的嚴刑酷罰，來壓迫小民，貫徹法令。安石這樣的做法，使他傾於法家的唯法主義而不自知，使原已困窮不堪的生民家破人亡而不恤。
蘇軾對法家的攻擊，更是激烈，他說：
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服膺儒學的蘇軾，自少反對法家，在鳳翔作《石鼓歌》，初見其端，後作《志林》中有一節，「商鞅用於秦」，更說：「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財佐漢，二子所操皆『破國亡宗』之術。後世雖謬加稱道，而自君子視之，二子之名如『蛆蠅糞穢』，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
蘇軾堅決反對新法，針對時事，特別攻擊「聚斂」和「法家」兩端，在當日保守派的議論中，確實具有代表性的作用和地位。而他的語言文字，又那麼憤激，含有非常強大的煽動力量，足以風動四方，元老重臣們或多或少會受他言論的影響，館閣清流間不良輿論之所以形成，新政派也有理由懷疑是蘇軾鼓動起來的。
安石對三蘇的為學，本來存有甚深的偏見，認為蘇氏所學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霸術，正是他所倡導的王道政治之正面敵人，所以一提到蘇氏，總認為他們都是「縱橫策士之流亞」，表示不屑的態度。
當蘇轍辭去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官時，神宗有意用蘇軾來接替這個位置，以此就商於安石：「蘇軾如何？觀兄弟倆的學問，頗相類似，可使代轍否？」
安石對曰：「軾兄弟大抵以飛鉗捭闔為事。」
神宗問：「如此則正宜配合時事，何以反為異論？」
「軾兄弟學本流俗，朋比沮事，如朝廷不行先王正道，才合這班流俗朋比者的心意。」安石的悻悻之情，如聞聲口。
不久，神宗對司馬光說：「諫官難得，卿為朕擇其人。」司馬光退而舉蘇軾、王元規、趙彥若三人。安石立即反對道：「與司馬朝夕切磋者，即此劉攽、蘇軾之徒耳。」
因此，神宗未用司馬之薦。
王安石眼中，蘇軾是個可惡的遊說之士，是反對派領袖司馬光幕後的智囊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