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於福寧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趙曙即位，是為英宗。英宗自少體弱，時方卧疾，由光獻太后曹氏權同處分國事。
是年正月，宋選罷鳳翔太守，眉州青神縣人陳希亮（公弼）自京東轉運使來代。
陳希亮身材矮小、清瘦，而為人剛勁，面目嚴冷，兩眼澄澈如水，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士大夫宴遊間，但聞陳希亮到來，立刻闔座肅然，語笑寡味，飲酒不樂起來。他對待僚屬，自然更加嚴厲，竟然有很多人嚇得對他不敢仰視。
蘇軾雖是以京朝官差充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簡稱簽判，仍是幕職，有如現在地方政府的秘書長，職掌贊襄郡政，綜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簽擬後報告首長，或罷或行。他與長官公事上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兩個人的性格，卻是如此的冰炭不相融合。
蘇軾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於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爭。這二十七八歲的簽判，年少氣盛，就不免形諸辭色，一點不肯屈就退讓。
陳希亮也有意要裁抑這個鋒芒太露的後輩，對他也一樣地端起架子，毫不客氣，使蘇軾更難忍受。
府衙中的吏役，為了對這位制科出身的判官表示敬重，大家尊稱之為「蘇賢良」，這頗類似現代人之稱某博士者一樣，實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陳知府聽到了，大怒，憤然罵道：「府判官就是府判官，有什麼賢良不賢良的。」把那吏役打了板子，這當然使蘇軾十分難堪。
蘇軾寫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氣地塗抹刪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負的蘇軾，更不容易忍受。
陳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來接見，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來。蘇軾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詩，諷刺他：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須。
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
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蘇軾益發落落寡合起來。他不預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陳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被朝廷罰銅八斤，蘇軾也都不管，只是日後作謝館職啟中，才說：「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掛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
陳希亮於廨宇後圃，築造一座凌虛台，以望南山，請蘇軾作記，軾乘此機會澆了他一頭冷水，如言：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豈知有今日的凌虛台？而從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漢武帝的長楊、五柞，隋之仁壽殿，唐之九成宮，其宏麗堅固，將百倍於凌虛台，而今復為破瓦頹垣，又安在者？所以結尾狠狠地諷刺他道：「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這是對陳知府奏劾一事，給予針鋒相對的答報。
陳希亮是眉州人，蘇陳兩家原是數代世交，論輩分，且比老蘇還長一輩，當他讀過《凌虛台記》的稿子後，不易一字，吩咐上石，並且慨然道：「吾視蘇明允，猶子也；軾，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後來，蘇軾因其子陳慥之請，為作《陳公弼傳》，其中有一段說：
公於軾之先君子為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形於言色，已而悔之。
原任鳳翔法曹張琥，本與蘇軾為進士同年，共事兩載，曾同游真興閣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調職回京，蘇軾作《稼說》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說：
……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讀此文所言，顯見蘇軾當時已經體諒到陳希亮這位老前輩，為要矯治他少年早達的弊害，所設下的苦心，因此說「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說》以贈同年張琥。但是贈文張琥，卻真箇是「與非其人」，此君陰險貪鄙，熱衷利祿，元豐年間，改名張璪，官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詩獄案起，他與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蘇軾於死地者，就是這個同年。
陳希亮於鳳翔任上，因將他州饋送的公使酒，據為私有，坐贓去職，抑鬱而歿。後人造作希亮之所以獲罪，系由於歐陽修代軾報復的謠言，實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語。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陳慥（季常）不樂仕進，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蘇軾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帶了兩個朋友，騎馬攜箭，在長林豐草間出入射獵。兩人自此相識，高談用兵及古今成敗之事，陳慥自以為是「一世豪士」，蘇軾很喜歡他的遊俠氣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韓琦為山陵使。興築皇陵，需用竹木，飭由鳳翔供應，而「編木筏竹，東下河渭」，則為簽判蘇軾的專職。不幸其時天旱，渭河乾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運材須於限定時日內到達，否則，這延誤王事的責任，怎麼擔當得起。詩言：「橋山日月迫，府縣煩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蘇軾整日忙於督抽差役，集材付運，弄得寢食不安，整整忙了五個多月，直至是年秋間，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氣。
然而剛剛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蘇軾禱雨於太白山，不驗，再經虢縣，渡渭水而禱於磻溪。回程自陽平入斜谷，九月至終南，住在太平宮的溪堂里，得遂一讀《道藏》的宿願。
自來鳳翔，他對於這麼許多牽連不斷的吏事，厭倦不堪，以為除了浪費生命之外，身名兩皆無益。案牘勞形，問囚理訟，不知所為何來，從前所學，完全拋棄，而一官在身，卻又不得不奔走勞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中，大發牢騷：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
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
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
但知今當為，敢問向所由。
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
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
…………
然而，在這一年中，蘇軾仍有出其所學，極論民生國是兩篇大文章，一是《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以所見鳳翔老百姓為衙前之役所困，請求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二是《思治論》，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癥結在於沒有一定的國策，所以法弊而事無成。
關於前者，蘇軾指陳鳳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課役的標準，從每一人家的盤碗鍋罐算起，長役十千，鄉戶及二十千者，都該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為十千可辦，其實須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窮。
課役本只限於上戶，但事繁而役不足時，則遞取其次，而現在家貲二百千者都須服役。事實上，連盤碗鍋罐都計算在內，家貲不滿二百千者，何以為民，則任何人已皆不免於衙前之役，困窮可知。
蘇軾希望政府行寬大久長之政，以官榷優與人民，先裕民而後裕國。
蘇軾作《思治論》，立論甚大。他說，世有三患，終莫能去：一是宮室祠禱繁興，錢幣茶鹽法壞，加以龐大的軍事費用，天下常患無財；二自澶淵之盟後，遼與西夏，日益驕橫，而宋則戰不勝，守不固，天下常患無兵；三則選舉法嚴，吏不重視考功，考銓之法壞，天下常患無吏。
這三大問題的形成，是由於國家沒有通盤的計畫，沒有一定政策之故。五六十年來，規模未立，雖有很多人對這三個重要問題，游談聚議而上，但都各就個人的見解，做枝枝節節的議論，人心不同，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朝廷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成功與否不可知，前政尚未見效，而後政又發，政令紛紜而法日弊，故癥結在於「其始規模未立，其卒事功無成」。
他的主張是政府應該於眾論中「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蘇軾雖然以最大的政治熱忱上書時宰，力求稍解老百姓衙前之役的困苦，但是韓琦方欲持重，決不能用這新進的書生之言。
英宗即位，覃恩各有升遷，蘇軾在鳳翔，其本官為大理評事，是年晉陞為從八品的大理寺丞。
翌年，改元為治平元年（1064）。
正月，蘇軾自清平鎮至盩厔縣，商洛令章惇率同僚蘇旦、安師孟自長安來謁，同游樓觀，訪老子出關時的關令尹喜的舊宅與授經台，經五郡城而至大秦寺、延生觀；下山西行十餘里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