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蘇氏一行到達汴京，於西岡租了一棟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徑很多，單是從貢舉出來的選人已經不少，官員缺額有限，皇祐年間，就已三人而待一缺，因此，殿試中式的進士，只是得到任官的資格，要做官，尚須通過吏部的典選和注擬。
軾、轍趕往京都，就是為去參加吏部的「流內銓」 。吏部擇人之法，舉辦身、言、書、判四項考試：
身，以體貌豐偉為合格；
言，以言辭辨正為合格；
書，須楷法遒美為合格；
判，須文理優長為合格。
這四項以書、判為重。身、言兩項，類似現在的面試；後面書、判兩項，則是應用書牘的測驗，這是做官的人所必須具備的條件。
經過「流內銓」的考試合格，吏部銓派：蘇軾授河南福昌縣主簿；蘇轍授河南澠池縣主簿。
吏部銓敘，只能注擬州縣官幕職，進士及第者，例授九品，縣主簿都是從九品的職官。
這種但憑年資的任用辦法，實與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資格」相同，只能培養官僚，不足以拔擢青年才俊，如有奇才異能之士，徒使淪為州縣小吏，以後很難出頭，實是國家嚴重的損失。
蘇氏兄弟，皆辭不赴。
八月，蘇洵被任命為試校書郎。秘書省校書郎，官雖止於從八品，但為士大夫間所最看重的清職，由此可登館閣，踐言路，假如運氣好，更遷起居院，就可入侍講筵也說不定。宋代的清職，幾乎無有不試而任的，這次蘇洵以布衣召用，不試而任，可以說是非常的恩遇，此蓋歐陽修大力斡旋的結果，但是老蘇還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二則此僅「試銜」，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必得。
他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彷彿。自此以下，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仆隸無幾也。」這幾句話，雖然道盡了千古小公務員的傷心之處，但其真實的原因還是在於年已老大，不堪磨鍊。他說：若為少年，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余而到任，幸無差錯，又守選，又待闕，如此熬過十四五年，滿七八考，又幸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時也，洵年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因為等不到它成長結實也。（《上韓丞相書》）
是年，王安石以提點江東刑獄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今江西撫州）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生，仁宗慶曆二年（1042）成進士。知鄞縣四年，通判舒州，中書札召試館職，以家貧母老而不赴。陳襄首為上薦，將他與一代大儒胡璦並舉，稱其篤於古學，而文辭政事，亦都有聞於世。仁宗至和元年，歐陽修薦為諫官，稱其「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皇祐三年（1051）文彥博、韓維同薦，朝廷任命為集賢校理，但他都借口家累，辭不應命。嘉祐元年王安石為群牧判官，歐陽修第二次於再論水災狀中，以王安石與包拯、張環、呂公著四人共薦，贈詩則曰：「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比之為李白、韓愈，推許可謂極至。但是安石報詩，卻說：「他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得望韓公。」處歐陽為韓愈，而自期為孟子，這樣妄自尊大的口氣，歐陽修大度寬宏，並不為嫌。
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同為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們的頂頭上司。院中牡丹盛開，包公邀同賞花，時酒相勸。司馬光素來不喜歡喝酒，礙於主人的情面，只好勉強幹杯，而安石終席滴酒不沾，包公不能強。司馬光說：「光以是知其不屈。」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知常州，再移提點江東刑獄，上仁宗皇帝萬言書，建言國是。安石雖然不在京師，而朝廷的達官貴人，都已熟聞其名，尤其世方爭權奪利之不暇而安石則屢詔不起，自甘於地方小官，遠離名利之場，大眾都刮目相看，交相延譽。
王安石抵京後，歐陽修勸蘇洵往交這位傑出的名士，但蘇洵說：「我知道這個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為天下之患的。」老蘇不願意有這樣一個朋友。
世傳蘇洵有《辨奸論》一文之作，痛罵王安石「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又說：「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等等，極口醜詆。
此文《嘉祐集》不載，是真是偽，聚訟莫決，若是後人偽作，則張方平所撰墓表及蘇軾本集所見《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也都是一連串相關的偽物了。不過，兩宋文人，對於王安石抱有甚深的成見，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作許多詭異的故事來中傷他，《宋史》又糊裡糊塗地采入引用，此文始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中，邵氏正是一個頗具偏見的作者，梁啟超撰《王荊公傳》引李紱（穆堂）之《書〈辨奸論〉後》，斷為偽作，非為無見。
老蘇求官，千迴百轉，始終沒能得到一個合意的職位。至嘉祐六年，兒子們忙著準備制科試，老蘇百無聊賴，他又再函韓（琦）丞相，一則聲明上年朝廷除試校書郎，辭不願赴的原因，繼言：「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儘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語意頗有不平。韓琦先曾對老蘇說過，「關於你的出處問題，幾次想與歐陽修商量。但是見了面，總是忘記，實在很是奇怪」。老蘇就抓住這一點，作此函的結尾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則仍不免有靦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蘇洵得除霸州文安縣主簿，命同編纂禮書。這很可能是韓琦與歐陽修商量後協力的結果。
一個月後，歐陽修出任參知政事（副相），兼任提舉太常修禮的工作。宋之典禮，初時沿用唐之開元禮，宋太祖開寶年間，曾補遺逸，通以今事，成《開寶通禮》二百卷。現在，歐陽以為太常修訂新書，遺略甚多，目前所存簡牘，日久殘脫，將不能應用，奏請續編建隆以來的遺禮。詔許，即以蘇洵與項城令姚辟兩人，專領其事。
蘇洵的政治理想，見於其所撰《六經論》者，以為人類有惜生、好逸、安常、知恥等各種性情，以儒學之禮、樂、詩、易為用，因其性情而為社會行為之控制，求其演化而進步。
生民之初，自然縱逸，無所謂貴賤尊卑、長幼老少，人民好逸惡勞，如水趨下，久之，不免自相殘殺。聖人乃利用惜生之情，設禮制以矯制自然之縱逸，利用人類安常知恥的天性，用禮來服人心。而統治者亦必須立德以取信，使禮成為控制人類行為、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工具；利用易的宗教性質，倡導尊君崇聖,以鞏固政治力量；用樂的正聲，化育人民，使有奉事君父之心；用詩來暢發人之天賦情慾；以詩的教化來阻遏人慾橫流。所以，治禮書這個工作，適合蘇洵政治理想之一部分，他就欣然接受了。
蘇洵認為編修禮書，是屬於史家的工作，禮書乃史錄，所以他主張：「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嘉祐集·議修禮書狀》）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以為然，他們說：「祖宗所行，不能無過。若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目的是在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蘇洵不從，徑行其是。
其時，洵年已五十三歲，閱五年而謝世，官止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