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元年（1056），暮春三月，三蘇父子啟程北向嘉陵江畔的閬中，自閬中登終南山，走上褒斜谷迂迴曲折、高懸天際的古棧道。此乃川陝間的交通要道，南褒（褒城縣）北斜（斜谷，在眉縣西）兩座山谷，壁立千仞，中間萬丈深坑下一道褒水，嘩嘩流過，沿途古木陰森，難見天日。這條鑿石架木的棧道，秦時即已開築，古道斜陽瘦馬，實是一場艱險的行役。
至橫渠鎮，兄弟同遊了名為崇壽院的那座古廟，然後來到鳳翔。原期在此好好休息一下行腳，不料鳳翔的驛舍年久失修，破落得不能留宿，懊喪之下，只得將就在「雞聲茅店月」的小客棧過了一夜。再經大散關而至關中，蘇軾在關右見有一首題壁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心裡生出一種無端的嚮往。但是人生自有使命，既然讀書求仕，便須把責任盡了，才能尋求水竹村居之樂，心裡不免悵然若失。
東向而至長安，行至二陵間（葬夏代帝王的南陵和葬周文王的北陵），作為乘騎的馬匹，因過分疲憊，病死中途，只好騎驢而至河南洛陽以西的澠池。澠池是戰國時代秦王大會諸侯，逼趙惠文王獻出和氏璧的名城。三蘇到此，疲乏不堪，就借了老僧奉閑的僧舍歇腳。這老和尚照顧周到，兄弟倆都在寺壁上題詩留念。
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到得京師，已經是榴花照眼的五月間了。父子三人，寄居於興國寺浴室長老德香的院中，侍者惠汶招呼他們的起居。
這一年的四月，河北發生大水，商河泛濫成災。五月間京師又大雨不止，京畿的蔡河夜決，河水一直冒上岸來，泛濫入城，大水漲到與安上門的門關相齊，城南全部浸在水裡，公私屋宇數萬棟都被大水沖壞。六月間連地基很高的社稷壇都淹了水。蘇軾等來時，看見沿河兩岸，密密麻麻地排列著鋤頭畚箕之類的工具，縣衙門裡日費千萬，忙著徵召民夫來抽水，沿途數十里，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七月，大雨雖止，而京城內繁華的九陌通衢，竟已完全看不到車馬的影子，路上到處都是小艇，在濁水裡划來划去。有天晚上，蘇軾獨自一人走上大內正對面的龍津橋上觀看夜市，雖然仍是滿街輝煌的燈火，卻照耀在黑黝黝的髒水面上，像無數蠢動的金蛇，抬頭上看，則星寒月皎，一片凄清，這豈是繁華的京城？宛然為江湖水鄉的風貌。「獨立市橋人不識，萬人如海一身藏」，蘇軾心裡有無限的寂寞、無限的鄉愁。
八月，蘇氏兄弟與林希（子中）、王汾（彥祖）、顧臨（子敦）、胡宗愈（完夫）等同應舉人試於開封景德寺。
待到發榜，四明袁轂（公濟）為榜首，蘇軾初露頭角，考了第二，蘇轍也榜上有名，都中了舉。
這個來自千里外西南偏鄙之區的鄉野青年，雖然心知這紫陌紅塵里，住著好多一向景仰的國之大老，少年時期讀過的《慶曆聖德詩》，印象都還非常深刻，但是門牆高遠，無由晉接，心裡不免怏怏。有一天，蘇軾躑躅街頭，忽然碰上了丞相富弼和樞密大臣韓琦的車駕，他只得側身道旁，從行列中遠遠瞭望這兩個偉人的風采，覺得他們的容貌似乎都很寬厚，但有「見惡不怒，見善不喜」的莊嚴氣象，心想這豈不就是書上所說的大臣風度，禁不住有一種英雄崇拜的念頭，在這青年熱烈的心上升起。
兒子們已都突破了文官考試的第一關，已經具有應試進士的資格了，老蘇心裡放寬了一步。九月間，他就撿寫了《洪範論》《史論》等七篇自己的著作，作《上歐陽學士書》。書中，除了盛稱歐陽的道德文章外，末言「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所以要「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
然後，他就帶了張方平和雷簡夫的介紹信，往謁歐陽。歐陽讀了蘇洵的論文，以為博辯宏偉，即使賈誼、劉尚亦不過如此。初見面，覺得他溫溫然不太善於說話，但是相處時間愈久，愈覺此人可愛，和他討論一個問題，往往愈談愈深入，愈深入則辨理愈為明晰。歐陽修嘆賞他是一個純明篤實的君子。
歐陽修就將蘇洵所作二十篇，上奏朝廷，作《薦布衣蘇洵狀》，略曰：
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論衡》《幾策》二十篇，辭辯宏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
所以請求朝廷，將他的文章下兩制看詳，如有可采，乞賜甄錄。
以一代文宗的歐陽修如此大力推薦，蘇洵的文名遂起，朝中大老也都為之矚目。據說，九月九日重陽節，韓琦置酒私第，邀宴二三執政，歐陽修有意提掖，約了蘇洵同往，席間賦詩，洵有「佳節屢從愁里過，壯心時傍醉中來」句，雖入中年，當時的意氣還是非常旺盛。
蘇洵後來就照通例，以投贄文字的名義，上書時相富弼、文彥博，樞密韓琦、田況。其時軍政廢弛，士卒驕情，韓琦欲稍裁製，但恐軍人悍怒生變，逡巡未發。蘇洵略聞其意，所以在致韓琦的書中說：「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他認為前任樞密狄青，過分寬厚，所以搞得兵驕將惰，紀律不振，因此力勸韓琦必須一反狄青之道，嚴格整頓軍隊的風紀。他認為天子有生殺大權，所以不可多殺以賈怨，人臣奉行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亦無以歸罪，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希望他要考慮長治久安之道，毋幸一時的稱譽，須盡至公之心，勵威武以振軍風的疲墮。
韓琦看了，雖然不大愉快，但他是一個心胸開朗、以和氣出名的大人物，即使談到有人傾害他時，也辭和氣平如道家常，所以雖不贊成蘇洵的意見，但也不批評他。
上富弼書，蘇洵則說天下人皆期望他有所作為，而一人慾擅天下之事，必須「政出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當權的人，如前前後後有不平者在，則其身危，所以勸他要忍其小忿而容其小過，以杜絕他人起不平之心。主要的意思是勸他用人行政，必須擴大胸襟，才能做大事，成大功。富丞相看了，更不愉快。
其他諸人，對於歐陽學士竭力揄揚的人物，口雖不言，但都不甚領情。有人探問富弼對他的觀感如何，富說：「此君專門教人殺戮立威，豈值得如此要官做！」語意非常刻薄。 不過，韓琦是與范仲淹同以文人治軍，聲震夷狄，人稱「韓范」的軍事家，而蘇洵與之大談兵事；富弼更是政壇老手，且具外交長才的政治人物，而蘇洵與之論政治技術，宜其所得結果如此。
歐陽論薦，蘇洵止得試銜初等官，心裡大不滿意，據說是由於富弼的排斥。
其時，老蘇對於自己的仕進還很熱心，聽說張方平已以三司使召還，便立即西出百餘里前往迎見，希望得到他的幫助。《嘉祐集·上張侍郎第二書》中，形容往迎途中的辛苦道：「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縕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的路上，他又碰到樞密使宋庠的車駕，更使他自傷淪落，續曰：「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雲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
最後說，明公認為廉潔有文可以上比司馬遷者，而困窮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予以援手。嘉祐二年正月，認以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修知貢舉，以龍圖閣直學士梅摯（公儀）、翰林學士王珪（禹玉）、集賢殿修撰范鎮（景仁）、知制誥韓絳（子華）等四人同權知禮部貢舉。歐陽又舉辟國子監直講梅堯臣（聖俞）等為編排詳定等官，同入試院。
宋代的科舉，以貢舉為常科，大體沿襲唐朝的制度，設進士、明經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明經科試「帖書」「墨義」，進士試詩、賦、論各一篇，策五道，帖《論語》十帖。策論驗實學，詩賦看詞章，前者定去留，後者分高下。
宋重進士而輕明經，考進士登上第者，不數年就赫然顯貴。所以，主司對這兩科的應試舉子，待遇完全不同，考明經科者一入闈場，立即撤除帳幕氈席之類，以防傳遞作弊，其法甚嚴。場中也不供給茶湯，考生有渴到飲硯中墨水，弄得滿嘴烏黑出來的，傳以為笑。貢院試進士之日，例於階前設案焚香，主司與進士互相對拜，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垂簾講解，禮意周至。歐陽修有詩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諸生。」即是指此。
宋代開國之初，為了開創一個文治國家，世代君主，莫不好學，而執政大臣也無一不是出身科第，以學問相尚的知識分子，所以歷史上，宋是一個文明精熟的文化大帝國。
然而，國興百年，通行的文章體裁，卻仍沿襲五代的弊風，為文有如七寶堆砌，但求辭藻華麗，寧願使文字與思想脫節，陳腔滿紙，空無一物。早年雖有柳開、穆修等欲矯時弊，提倡古文，而力不能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