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四金的長鏡頭
電影導演有很多擅用長鏡頭來說故事的，小說家當然也不例外。
德國小說家、劇作家派屈克·徐四金 的作品《夏先生的故事》（，彭意如譯）就是一個作家擅用長鏡頭來運鏡來說故事的好例子。顧名思義，《夏先生的故事》主人翁自然是夏先生，不過，徐四金並不准我們走到夏先生旁邊，近距離地觀察他、揣測他，甚至了解他。徐四金把夏先生圍在一個保育動物區里與世隔絕，不准我們打擾他。
徐四金並不直接描寫夏先生的生活，而是透過一個身高一百一十八公分、體重二十三公斤的小男孩的雙眼來讓我們偶爾「巧遇」夏先生，就像我們在山裡偶遇一隻松鼠那樣。《夏先生的故事》文長約兩萬多字，算是一個比較長的短篇小說，跨越的時空大約是十年，小男孩後來也升上了中學，身高長到一百七十公分。這十年之中，小男孩由一個純真無邪的兒童漸漸長成初嘗青春喜悅的小大人；從一個喜歡爬樹眺望遠方的夕陽和村莊的小鬼，變成一個經歷失戀與苦澀的青蘋果。
但是，這個故事的主角還是夏先生。
不過，我們對夏先生所知甚少：從黎明到黃昏，夏先生總是在湖畔方圓六十公里的範圍之內不停繞行散步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年無休，無論下雪、降冰雹、刮暴風、大雨傾盆、陽光熾熱如火或狂風來襲，夏先生永遠是一雙及膝的威靈頓長靴，頭戴一頂晃來晃去的紅色毛線帽，一個背包，手持一根細長帶彎曲的榛木手杖，日出之前離家，月兒高掛天邊才返回家去，每天走上十六個小時左右。
夏先生從不停駐，只有一次暴風雨又下冰雹，寒氣徹骨，當年的小男孩和父親把車子停下在路旁躲避。這時，夏先生經過了，父親搖下車窗向夏先生大叫：「您上車吧，我們載你一程！」夏先生連用眼角餘光瞥一眼也沒有，繼續向前走，父親急了，大叫：「您會沒命的！」此時，夏先生倔強地轉向他們，說了他在這本小說里的唯一一句台詞：「那就請讓我靜一靜！」
夏先生的台詞少得可憐，但是，他還是男主角。
一直到多年以後，夏先生的「受苦」形象才在男孩的心中匯聚成一條意義深長的溪流。
這是一個長鏡頭的故事不是嗎？夏先生很盡責地在鏡頭遠方扮演一個黑色的落難身影，事隔多年，小男孩長大之後，想來不免怵目驚心，因為，夏先生的命運，已經漸漸與他自己的命運重疊了……
長鏡頭可以把人變小，我們因而可以看到更多渺小的人物被交織在一起，更不假言語。
姜德的針頭
很多人都畏懼醫院裡的針頭，因為它利利尖尖的，一副準備侵犯別人的模樣，還泛出一層森冷的光亮，叫人不寒而慄，所以，針頭經常是令人不悅的東西。但是，話又說回來，身為一根針頭，它豈能不長得又尖又利的？如果它長得又粗又鈍的，就能讓挨針的人比較愉快一些嗎？
有的短篇小說就像一根針頭，它生來就無法令人感到一絲絲愉快，卻具全了一根針頭應有的美好品德。
普雷姆姜德 是印度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說《壽衣》 （，收錄在《印度現代小說選》，許章真譯）就是一篇帶有針頭性格的作品。故事一開頭，一對印度父子挨著小屋前的餘燼坐著，屋子裡，兒子的小媳婦布迪雅正在生小孩，痛得哇哇大叫。
爸爸吉蘇說：「搞不好快死了。咱們在外東跑西跑跑一天了，你也該進去看看她。」
兒子馬達瓦怏怏地回答說：「非死不可死了反而好，有什麼好看的？」
這對父子是全村出了名的懶散之人，「吉蘇做一天工，就歇上三天。馬達瓦累得好快，幹了半鐘頭活兒，非得抽上一鐘頭煙不行。所以，哪兒都難找到活兒做」。可憐的布迪雅是馬達瓦一年前才娶進門的媳婦，一過門就下了地獄，「不是給人家磨磨玉米，就是割割草，好歹想法兒掙把麵粉回來，讓這兩個死不要臉的填填肚子」。現在，布迪雅在屋裡難產了，這父子倆還彼此推託不願進去看她一眼。父親吉蘇一再催促，然而馬達瓦卻深恐自己一進屋裡之後，父親會從灰燼里把一塊偷來的洋山芋給刨出來獨吞了，所以僵持不下……
隔天早上，馬達瓦才終於進屋裡去，「只見媳婦死了，冷冰冰地躺著，渾身的灰，臉上爬滿了蒼蠅，眼睛就暗暗淡淡瞪著」。父子倆到處哭訴，一共募到了五盧比，準備到市場上挑一件壽衣。父親想要買件便宜的應付過去就算了，做兒子、做丈夫的馬達瓦更絕了，他說：「人還沒搬，天就黑了，晚上誰瞧得見壽衣什麼樣子啊？」於是最後父子倆決定上酒館買酒喝，又點了零嘴、幾片炸魚，沒想到一下吃開懷了，又叫了幾磅餅、一些肝、醬瓜、果子醬，最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衝到肉鋪里大口吃肉，把錢花得只剩幾個小銅板了。「兩人吃飽了，馬達瓦把剩下的餅，遞給旁邊站著、看得眼巴巴的乞丐，一輩子頭一次覺得，施捨東西給人家好高興、好驕傲、好有面子。」
故事結尾，父子倆又唱又跳，「比手畫腳，演戲似的。末了，終於死醺醺躺了下來」。
這肯定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故事，它的藥水還是苦黑的。
姜德的敘事口吻很冷漠，就像一個面無表情的護士，雖然你不喜歡他用尖利的針頭扎進你的肉里，但事後，你仍然會忍不住讚美他的快、狠而且准。
馬奎斯的鉛筆
因為篇幅的關係，短篇小說里的人物通常都沒有充分的時間來做一番自我介紹，他們一出場就忙著幹活，根本沒有機會躺到心理醫師的長沙發上去。
短篇小說的讀者可能比較像一個出國旅遊的觀光客，我們在短篇小說集里看到的人物，就像我們在異國街道上巧遇的人們，這些人形形色色，既不是我們的朋友，也很少交淺言深，甚至，連名字也沒有。儘管如此，這些面貌模糊、線條簡單、初具輪廓的鉛筆肖像畫還是深深打動了我們，在我們的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形象。因為他們並不是以「個人」的身份出現在小說里。他們代表了某些人、一群人，甚至所有的人。
馬奎斯 有一篇只有兩千多字的短篇小說《這些日子中的一天》 （，楊耐冬譯，志文版），寫一個牙醫師為獨裁而暴力的市長拔牙的經過，很明顯地，在這裡，地球人被分為兩種：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予取予求的市長是壓迫者，平民百姓的牙醫生自然就是政治上的被壓迫者了，不過，在這篇故事裡好心的馬奎斯要讓年輕而富正義感的牙醫師過過戲癮，當一次壓迫者。
在這個平凡日子裡的某一天大清早，市長來到牙醫師的診所要求拔牙，他因為牙痛的折磨，「右邊的鬍子已經五天沒颳了」。市長的大腫臉枕在拔牙椅的頭墊上，牙醫師調整了一下光束開始檢查了。
「一定不能用麻醉劑喲。」他說。
「為什麼？」
「因為你有膿腫。」
市長瞪著他。「好吧。」他說，並佯裝微笑。牙醫師沒有報以微笑。他把消毒過的工具盤端到工作桌上來，用冰冷的鑷子從水中把它們夾出來。而後，他用腳指頭推動痰盂，再在洗手盆中洗手。他做這些動作時沒有瞧市長一眼，但是，市長的視線卻一直沒有離開過他。
馬奎斯的這一幕壓迫者／被壓迫者的場景真是選料極精啊！平日耀武揚威、濫殺無辜的市長，因為一連五個晚上牙痛而躺到了拔牙椅上，這會兒，壓迫者切換成了滿臉驚恐的受刑人，我們冷漠的牙醫師慢條斯理地整理著他那一大盤冰涼的刑具，動作優雅，心情愉快。（一定不能用麻醉劑喲……）
可惜好景不長，角色互換的遊戲很快結束了，拔牙後，市長覺得「前五個晚上那無以名之的疼痛現在全消失了」。牙醫師收起他的快樂刑具，問市長拔牙的賬單要給他還是給市政府，市長說：「這種狗屁事給誰都一樣。」連正眼瞧一下牙醫師都沒有，便揚長而去了。
然而，我們卻忘不了這個可愛的牙醫師，雖然我們對他的了解很少，因為他是我們心中的無名英雄。
事實上，我們的英雄是有名字的，他叫作艾斯科伐，是個習慣早起的人。
但是，誰在乎啊？
海明威的紅筆
寫作源自想像；但想像要根植於人生經驗，如此描寫起來才會真實。小說寫作班的老師說到這裡抬頭看了台下的學生一眼，準備逃過這一段繼續講下去，可是今天他的運氣不太好，台下有一位學生適時舉手把他給攔了下來：「老師，那我們要如何描寫死亡呢？」
這事可不容易三言兩語講清楚，不如，就請一向善於長話短說的海明威來替倒霉的小說班老師代課一下。
海明威的成長小說選輯《尼克的故事》里有一篇《印第安人的營地》（，楊耐冬譯，志文版）就狠狠地帶著少年尼克看了一回死亡，他是怎麼描寫的？
這一天，尼克和他的醫生父親前往對岸的一個印第安營地去幫助一位難產的印第安婦人，她已經生了兩天了，還生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