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科里根把我帶到病房裡，我看到了母親。她一向很胖，醫院的病房顯得又小又窄，可她現在病得這麼厲害只能無助地躺在這病床上。她的頭髮現已花白，散開在枕頭上。她放在床頭的手象嬰孩的手那麼白。她的嘴角並沒有我曾想像那樣曲扭，但臉色卻臘白，雙眼緊閉。當在我身邊的護士輕聲呼喚她的時，她的雙眼睜開了，湛藍美麗，這是她身上最年輕、最有活力之處。她茫然地睜了一會兒眼，然後才看到我。她笑著，想舉起雙臂。一隻抬了起來，另一隻顫抖著，抬起來一點，又落了下去，「阿蘭。」她輕輕地叫我。
我走上去，眼淚不禁流了下來。有張椅子在牆邊，可我不想坐。我跪在地板上，張開雙臂抱著她。她身上溫暖潔凈，我吻她的額邊、臉頰、嘴角。她抬起能動的那隻手用手指輕撫我一邊眼睛的下方。
「別哭。」她輕輕地說：「沒必要這樣。」
「我一接到貝斯蒂·麥考蒂的電話就趕來了。」我說。
「告訴她……周末。」她用微弱的聲音說，「這個周末我會好的。」
「好的，別再說這個了。」我說著，抱緊了她。
「車修了？」
「沒有。」我說，「我搭便車來。」
「哦，天哪。」她說。顯然每個字都很吃力，但並不含糊，沒有讓我感到迷惑尷尬。她清楚自己是誰，我是誰，我們在什麼地方，我們為何會在此。唯一說明她病了的是她的左臂。這讓我感到莫大慰籍。因為其它的擔心都是斯托伯的惡作劇，也許根本沒有斯托伯，那完全是場夢，雖然可能會感傷點。既然我在她身邊，跪在她床前、抱著她，聞著她身上殘留的蘭薇香水味，所以遭遇斯托伯用做夢來解釋是十分有道理的。
「阿蘭，你的衣領上有血。」她的眼睛閉了下來，又慢慢睜開來。我想她一定覺得眼皮很沉重，就象剛才在走廊上我感到膠鞋很沉重一樣。
「我磕到了頭，媽，沒事的。」她的眼皮耷拉了下來，再慢慢睜開。
「帕克先生，我想我們最好讓她睡。」那站在我身後的護士說：「她今天已夠戧了。」
「我知道。」我再吻她的嘴角。「媽，我走了，明天還會再來。」
「別搭便車……危險。」
「我不搭了，我坐麥考蒂夫人的車，你睡吧？」
「睡……我只能睡了，」她說，「今天在幹活時，正從洗碟機里拿出碟子，一陣頭痛，昏倒了，醒來……就在這了，」她抬眼望著我，「一下發作起來，醫生說不算太糟。」
「你會好的。」我說著站起來握住她的手。她的皮膚還是那樣光滑如浸水的絲綢，儘管是一個老人的手。
「我夢見我們在新漢普斯爾娛樂園玩。」她說。
我俯視著她，感到全身冷了下來，「真的？」
「是啊，排隊等坐那能爬很高的東西，你記得那東西嗎？」
「過山車，」我說，「我記得它，媽。」
「你害怕了，我沖著你大罵。」
「不，媽，你沒……」
她的手，握緊了我的手，嘴角向外咧快到了酒窩紋邊，這是她一向以來表示不耐煩的神情。
「有，」她說，「罵你還狠揍你，打你的後脖子，是嗎？」
「可能是吧，」我不想與她爭辨，「這是你最常打我的地方。」
「我不該打你，」她說，「天氣很熱我又很累，但你仍……我不應該，我只想說對不起。」
我的眼角又濕了，「沒關係，媽，那都是很久前的事了。」
「你從未坐過。」她輕語。
「我還是坐了，」我說，「最後我坐了。」
她對我笑了起來。那天我們終於排到隊伍的前頭而我卻膽怯了，她大聲喝斥我又狠狠地搧我的後脖子。此時她弱不禁風，和當時那個怒氣沖沖、濕汗淋淋、孔武有力的婦人相差甚遠。我想她當時一定看到某個等坐過山車的人臉上侮辱嘲笑的神情，我記得她對那人說你看什麼，很好看嗎？在烈日下當她牽著我離開那裡時，我哭哭啼啼，邊走邊揉著自己的後脖子，其實不很痛，她並沒有那麼重打我。而我記得最慶幸的是離開了那高聳著、飛旋著、尖叫著的過山車。
「帕克先生，你確實該走了。」那護士催促我。
我抬起母親的手，吻了吻她的指關節。「明天來看你，我愛你，媽媽。」
「我也愛你，阿蘭，對不起，過去我常常打你。我再也不會打你了。」
但已經又打又罵過了，一切都過去了。我不知道如何告訴她我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我能體諒她。這是我們家的秘密，彼此只可意會。
「媽，我明天來看你，好嗎？」
她沒應，眼皮又耷下去，這次不再張開了，胸脯緩慢均勻地起伏著。我從床邊後退，目不轉盯地看著她。
在走廊上，我問那護士：「他會好起來嗎？真的會嗎？」
「沒人能肯定，帕克先生。她是努奈里大夫的病人，他是個好大夫。明天下午會在這，你可以問他。」
「那你的看法呢？」
「我想她會好的。」那護士順著走廊領我到電梯間。「她的心電信號仍很強，所有跡象表明只是輕微發作。」她眉頭皺了下，「只是她要改掉一些習慣，當然是指在飲食、生活方面……」
「你是指抽煙？」
「啊，是的，只好戒了。」她說得輕鬆，似乎要我媽戒煙就象把一個花瓶從房間移到大廳那麼容易。我按了一下電梯的按鈕，剛才那個電梯的門立刻開了。探訪時間結束後，醫院裡冷清了許多。
「謝謝。」我說。
「沒關係，對不起剛才嚇著你了，我那麼說話真的是很傻。」
「沒關係，算了。」我說，儘管我認為確實如此。
我進了電梯，按了電鈕。那護士抬起手對我打了個響指。我也回敬了她一個。電梯門在我們之間合攏起來。電梯開始下降，我看著指背上的掐痕，心想我真是沒用的東西，沒用之極，即使那只是個夢我也他媽的真是沒用。帶走她，我對斯托伯說。她是我母親，可我還是說了，帶走她，別帶走我。她含辛茹苦地把我養大，在烈日下，在小小的新漢普斯爾娛樂園飛揚的塵土中陪我排隊坐過山車，而在最關鍵的時刻我卻毫不猶豫地說帶她走，別帶我走。膽小鬼、懦夫、真他媽的膽小鬼。
電梯門開了我走出來，走到垃圾簍邊掀開蓋子，那徽章仍在裡面，丟在人家殘留著咖啡的紙杯中。「我在驚悚園坐了過山車，雷科尼亞」的字依然可見。我彎下腰飛快地拾起落在紙杯中的咖啡殘液中的徽章，在牛仔褲上擦乾淨放到口袋裡。看來把它扔掉是錯誤的。它現在屬於我的，不管是幸運物還是不祥之物，反正是我的了。我走出醫院，經過伊婉時向她輕輕揮手致謝。屋外的皓月當空，一切都沉浸在冷漠凄迷的月光中，我一生從沒有象此時這樣心力交瘁。我希望能再選一次，我願做出不同的選擇。說起來好笑，如果正如我所預料的她死了，我也許會接受。至少事情不會有這樣的結局。
在城裡沒人會載搭便車的人，那帶疝氣帶的老頭這麼說。有幾分真實呢？我走在貫穿路易斯頓的大街——有三十六街區的里斯本大街和九街區的肯內爾大街上，經過所有的自助酒吧，裡面的自動點唱機放著弗里吉爾、AD/DC樂隊和雷德·傑皮林的法語老歌，從頭到尾我始終沒伸出手豎起拇指。沒有人開車經過，情況似乎不妙。我到德姆斯大橋時已經十一點多了。可一到哈羅鎮的地界，我遇到第一輛車，手一伸它就停了。四十分鐘後我正在屋後棚屋門邊的紅色手推車下面摸索家門的鑰匙。再過十分鐘我就躺到床上了。這是我長這麼大以來第一次獨自在這個房子里睡。第二天十二點十五分時電話鈴聲吵醒了我。我想可能是醫院打來的，醫院的人將告訴我說我母親病情急劇逆轉，幾分鐘前剛過世，深表難過。但一接電話才知道只是麥考蒂夫人想知道我是否在家裡以及我昨晚看望我母親的事（她問了我三遍，第三遍快結束時我就開始感覺象謀殺案中的罪犯被審問一般）。她還問我下午是否坐她的車去醫院看望我母親。我告訴她這太好了。我掛上電話走出卧室，卧室門邊有面落地鏡。鏡里是一個鬍子拉碴的高高的年輕人，腆著小肚子，只穿著一條寬大的內褲。我對著鏡子里的自己說：「你不能再神經兮兮的了，老兄，今後不要再每次電話響就想是有人報喪。」
就算我會不由自主地這樣想也沒有關係，時光會使記憶模糊，時光總會使一切……但奇怪的是昨晚的事仍然歷歷在目，稜角分明。我仍記得斯托伯反戴的帽子下面的俊臉，耳朵上夾著的捲煙，吸煙時，煙從他脖子上的斷縫裡滲出來，他講的卡迪拉克賤賣的故事仍縈繞在我耳邊。時光將會使記憶模糊，但並不是一時半刻。而且我還有那個徽章，它仍在我堆在浴室門邊的衣服上。這徽章是我昨晚的紀念品，並非每個經歷鬼故事的勇者都能從中得到證明其真假的紀念品吧？